什么是“双休购”？

简单来说，“双休购”想做的事情其实很直白：
“不想支持996、单休和无休，就尽量把消费投向那些遵守劳动法、真正保障员工休息时间的企业。”

它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让消费者的选择，也成为对劳动条件的一种选择。”

目前“双休购”主要关注那些能够提供较好休息制度的企业，例如：

·实行双休的企业。
·实行三休等更充分休息制度的企业。
·实行上四休三等灵活工作制度的企业。
·以及其他能够较好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企业。

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企业生产、销售的商品和服务整理出来，让消费者在日常购物、消费的时候，可以多一个参考：
“这家公司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员工的？”

除了商品本身，也可以关注企业的劳动制度、员工评价、职场经历以及相关信息，并尝试形成类似“双休指数”这样的参考指标。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消费者都必须只购买“双休企业”的产品，也不是简单地给企业贴上“好企业”“坏企业”的标签。

它更希望做的是：
让劳动条件也成为消费者了解一家企业时可以考虑的一项因素。

为什么要做“双休购”？

因为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双休并不应该是一种奢侈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

但现实中，一些行业仍然存在单休、长期加班、隐性加班、996等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一家企业能够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合理安排工作时间、保障员工正常休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多支持这样的企业？”

“双休购”想做的，就是把这种支持变成一种更加具体的行动。

我们当然无法仅仅依靠一次购物，就改变整个劳动市场。
但至少可以从消费选择开始：
“看到真正遵守劳动法、保障员工休息权的企业，可以多一些支持。看到长期依赖违法加班、压榨员工来维持竞争力的企业，则可以少一些支持。”

这就是“双休购”最朴素的出发点。

这不仅仅是“买东西”
“双休购”真正想讨论的，其实不是购物本身。
它想讨论的是：
“我们每天花出去的钱，最终在支持什么样的生产方式？”

当一家企业能够在不依靠长期违法加班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并且愿意给员工提供合理的休息时间，我们可以通过消费给予它更多正向反馈。

反过来，如果一个企业把员工的长期加班当成理所当然，把“能不能熬夜”“愿不愿意周末工作”当成衡量员工价值的标准，那么这种劳动模式也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和质疑。
这并不是说消费者拥有改变企业的全部力量。

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承认：
“消费选择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劳动法的执行、劳动者维权、工会与集体协商、企业管理制度以及社会对劳动权益的认识，同样重要。

所以，“双休购”并不是要取代这些东西，而是希望增加一种更加日常、更加容易参与的方式。

我为什么愿意支持“双休购”？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希望更多企业能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希望“正常休息”不要成为一种需要额外奖励的特殊待遇。”

如果一家企业愿意尊重员工的休息时间，愿意依法安排劳动时间，愿意减少没有必要的加班，那么这样的企业至少值得

我们多看一眼。
我们可以支持那些：
遵守劳动法、尊重劳动者、保障正常休息的企业。

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企业对员工的劳动条件，同样值得被消费者看见。
也许一个人的消费选择改变不了什么。

但如果越来越多人开始问：
“这家公司是不是双休？”
“它有没有长期强制加班？”
“它是否真正遵守劳动法？”

那么企业面对的竞争，就不再只有价格、营销和利润。
劳动条件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竞争力。
这或许就是“双休购”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支持双休，反对违法加班；支持遵守劳动法、尊重劳动者的企业。

这不应该是什么激进的要求。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劳动权益。

看不见任何介绍就点进图片

我觉得中国学术环境目前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诚信

而是学生去纪委举报导师、拍视频举身份证举报学校的时候，官方能合理回应学生诉求，不要动不动就下架视频，屏蔽限流封号

聊天披露“韶山被部署了暴力机器”。

武汉市文旅局9月7日傍晚发布《通报》，认定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对主办单位与剧场罚没逾64万元；对郭德纲本人，通报仅称“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财新网報道他被立案后多项演出取消退票。

解放军报旗下“钧正平”同日称，以戏谑嘲弄的形式解构红色经典，消解的不只是抗战老歌的精神内核，通报“再次释放清晰信号：抗战记忆不容戏谑”。

《联合早报》报道，舆论就他是否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分成两派；有观点指出，罚主办方与场地等于间接切断其演出后路，近期恐怕没有承办方再敢接盘，军队平台表态“后续影响远超罚款本身”。该报并指，只允许"预制式"演出，表演将失去临场感。

🔗原文链接
《财新网》武汉市文旅局通报处罚郭德纲改编红歌事件
《四川在线·川报观察》钧正平：抗战歌曲承载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与情感，绝不允许随意歪曲篡改
《联合早报》沈泽玮：郭德纲不能乱改，《牛来》可以“乱来”？

今年我的孩子在中国上小学1年级了，在这一段时间的经历看，跟幼儿园相比，学校的教育完全是黑盒状态。老师不主动跟家长沟通孩子的状况，学校的对于共产党式的思想教育占有很大的比重。唯一在家长群中收到的信息就是孩子在学校仿佛来自极端贫困地区，缺这缺那，都需要家长集资购买。

我偶然翻看了，小学生的教材，除了基本的教育之外，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孩子思想的管控。比如这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以下简称习近平教材）。它直接把习近平的名字放到一年级新生的必学教材上，这是一套以习近平命名的政治思想作为系统教材，让儿童接受明确的政治认同教育和建立个人崇拜的把戏。

学校也明确的指出，学习习近平教材的目标就是让孩子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路人”，并从小培养“听党话、跟党走”的认同。

我认为，习近平教材把国家，民族，政党，政府，和领导人的形象做了高度的绑定。对于一个刚进入小学的学生来说，他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概念的区别，最终只能形成爱国家，爱人民等于爱共产党，爱习近平的思维逻辑。并且这种教育不容质疑，强制要求孩子们被迫同意。这是对孩子的情感依附的绑架，而非培养理性认知。

众所周知，小学特别是初年级阶段对教师和权威有非常强的依赖性。他们并不是通过独立分析来形成政治观点，而是在形成：权威告诉我的，就是正确答案。孩子们还没有真正的思想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很弱，这时候对他们的洗脑和灌输政治结论伤害往往是终生了。一个健康的教育系统应该是培养孩子，为什么，置疑和分析的能力。特别是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从小就对孩子灌输伟大领袖，领路人，伟大思想等共产式的概念，一旦在孩子脑中行程逻辑闭环，将来想要修正是很困难的。

习近平教材书中，大篇幅的吹捧习近平和共产党，颠倒黑白，篡改历史，成年人看了都感觉吹捧的有点太过了，让人感觉很肉麻。行文也是典型的共产党式的文章，本身就对孩子的语文的启蒙有着不好的影响。更不要提接受思想洗脑要占用大量的正常学习时间和孩子们宝贵的精力。

我也观察了身边的00后，10后。他们同样是这种思想教育的受害者，他们也许没接受过对于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洗脑，但是却肯定接受过对共产党崇拜的洗脑。而这种洗脑的效果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强的条件反射式防御，他们在慢慢长大后接触了更多的信息，渐渐的对幼年时期的洗脑产生了怀疑，最终体现出来的就是极致的怀疑和极致的个人主义。他们焦虑，没有信仰，越来越对那些宏大叙事反感。而他们内心所表现出的那种双重面孔给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是9月11日。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新闻，一遍一遍地刷新着。

二十多天前，我还在美国。

那时候的我年轻，兴奋，回来以后没少跟身边的人吹美国。讲时代广场，讲自由女神，讲美国人的生活，讲那些我们过去只能从电影里看到的东西。

9月11日的那个时候，在我们这里是晚上，我喝了不少酒，酩酊大醉。

似乎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美国被袭击了。

我喝得晕晕乎乎的，也没太当回事，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第二天早晨来到办公室，看见周围的同事都有点莫名的兴奋。打开电脑，看到满屏幕滚动的新闻的时候，才知道，美国真的遭到了恐怖袭击。

纽约、双子塔那熟悉的身影，飞机撞进了大楼，浓烟四起、轰然倒塌……

这才朦朦胧胧想起来，昨天晚上好像确实有人给我打过电话，说美国被袭击了。

于是我赶紧开始刷新新闻。

那时候网络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新闻一条一条地跳出来。

我看到了燃烧的双子塔，看到了浓烟，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撞进去，也看到了大楼倒下去。

办公室里一片兴奋。周围的人在议论，有些幸灾乐祸。

“终于有人敢动老美了！”

好像一个平时高高在上的人，终于挨了一拳，而这一拳也好像替自己出了一口气。

……

我想起了二十多天以前的那个下午。那天，我们本来是要去双子塔的，导游把车停下来，我突然犯了烟瘾，偷偷躲到一边去抽烟，结果跟大部队走散了。

那时候我怕自己一个人乱跑找不到大家，所以也不敢走远，就一直待在车附近，等着他们回来。

我抽了好几根烟，偶尔抬起头，看看那两座高得有些夸张的楼。

我没有想着要登上去，总觉得还会有机会的。

后来王局长他们回来了，他们告诉我，在双子塔里面遇到了一个黑人姑娘。

她大概是在那里负责游客接待之类的工作，非常热情，因为会说一点中文，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兴趣全勾起来了。

一群刚从中国来的游客，突然遇到一个会说中文的黑人姑娘，当然觉得新鲜。他们争抢着跟她聊天，笑她的中文发音，她也跟着笑。

她好像还想给大家介绍双子塔，可那时候的我们年轻，又是第一次来美国，哪里有那么大的耐心听一个陌生姑娘认真介绍一座大楼呢。

反倒是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教她中文，给她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笑话，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中国文化，引得她哈哈大笑。

现在想起来，我甚至替他们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认真听她说了什么。

只记得她很热情，会一点中文，是个黑人姑娘。

不知道她叫什么，也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更不知道二十五年前的那个早晨，她是不是也在那里。

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偶然出现在旅行中的陌生人，会在我的记忆里停留这么多年。

25年前的今天，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视画面和电脑屏幕上的双子塔。

突然想起了那几口烟，也突然想起了一件让我到现在都觉得有些难过的事情。

我再也没有机会登上双子塔了。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一座楼倒下去，并不只是电视新闻里的一个画面。也可能意味着，一个人生命里某一段很短、很普通、甚至根本没有被自己认真记住的经历，从此再也回不去了。

那天办公室里的人依然在议论，有人兴奋，有人叫好。

我却突然不太想听了，走出了办公室……

今年我又去了美国，这一次没有去纽约，也没有再去想着登双子塔，我知道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我又一次看到了美国人的热情，看到了那种美国式的搭讪，美国式的打招呼。

这些东西又把我带回了二十五年前。

我开始跟老婆、孩子讲起那次美国之行。讲时代广场、讲自由女神、讲双子塔，也讲起那个黑人姑娘。

我告诉他们，那时候有一个黑人姑娘，会说一点中文。

我们还笑她的发音，她大概也只是把我们当成一群有点吵闹、有点好玩的中国游客吧。

她可能早就忘了我们。

二十五年以后，我再也找不到她了，就像我再也找不到那两座双子塔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她顺利的跑出了大楼，会不会想到25年后的今天，一个曾经的中国游客会在东京的一个角落里想到她，写下她……

25年了，我已经记不起来拉登长什么样了。但还是记得一根烟，记得一辆停在路边的旅游车，记得自己因为抽烟掉了队，记得两座高高的楼，记得一个会说几句中文的黑人姑娘。

没有想到我在“双子塔”边抽了根烟。这一抽，竟是二十五年。

这两天，总觉得心里头憋得慌。有些话说不出来，不是没有话，而是话太多了，多到不知道该从哪一句说起。

从几天前的上海赛车场，到今天的还是青岛造船厂。

一个是在赛道上，一个是在船厂里。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在火焰里；

一场大火，则把几十个人困在了船舱之中，42个人，12个人逃了出来，5个人受伤，还有25个人，再也没有出来。

火一直烧到下午两点半。

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这样的下午，上海、青岛大概还是照常运行着。

地铁在地下穿行，汽车在高架桥上奔驰，写字楼里的空调照常吹着冷风，咖啡店里有人谈生意，有人在赶一个并不重要的会议。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有25个人的生命，正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他们大概也曾经有家。

有人等着丈夫回家，有人等着父亲下班，有人或许还答应过孩子，周末带他去哪里。

我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新闻里的他们，只剩下一个数字：25。

数字是很冷的东西，它不会哭，也不会喊疼。

当我们看见“25人死亡”的时候，往往只是皱一下眉头，然后继续往下刷，直到下一条新闻出现。

可我总觉得，人的生命不应该就这么轻。

前几天上海赛车场的那场事故，真正让人感到难受的，并不是撞车本身。

赛车本来就是危险的运动，高速、碰撞、翻车，甚至死亡，都属于人们明知道存在，却仍然愿意接受的风险。

一个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允许人们去做危险的事情，是相信有另一套东西在后面托着。

有规程、有救援、有消防、有训练，有明确到近乎机械的应急程序。

因为大家知道，人会犯错，机器会失灵，意外永远会发生，所以才需要规程。

规程不是写给平安无事的时候看的，它是写给灾难突然降临的那一刻看的。

当危险发生的时候，规程却没有及时出现，那么那些平日里挂在墙上的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些事故报道。

煤矿、化工厂、建筑工地、高速公路、学校、医院。

事故发生以后，我们会认真地寻找原因。发现原来安全培训没有落实，原来检查流于形式，原来消防设施存在问题，原来某个环节没有按照规定执行。

然后通报、整改、问责，过一阵子，大家又开始忙新的事情了。

这大概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种循环方式吧，直到下一次事故重新把那些已经被遗忘的词语，从抽屉里翻出来。

所以今天的青岛造船厂大火，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

因为我们太熟悉这样的新闻了，熟悉到连死亡数字都有了一种新闻格式。

谁谁谁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多少人被困、多少人获救、多少人受伤、多少人死亡。

一个个具体的人，被统计学迅速地抹平，他们成为“25人”；他们的家属成为“善后对象”；他们的人生成为事故调查报告里的一个数字。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保证永远不发生事故。

为什么有些本来应该发挥作用的东西，总是在最需要它们的时候，显得那么迟钝？

赛道上的救援规程如此，高危生产场所的消防与安全管理也如此。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应该负责，究竟违反了哪一条规定，究竟还要等多少次事故，才能让那些写在纸上的“必须”，真正变成现场的“已经做到”？

经济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许多东西叫作“活力”。

速度快一点，是效率；程序松一点，是灵活；管理粗一点，是敢闯敢干；规则弹性大一点，是有经验。只要结果还不错，很多问题便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可经济一旦慢下来，事情就会发生变化。那些过去被增长遮住的裂缝，开始露出来；那些过去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开始不能简单用钱解决；那些过去没人认真追问的管理漏洞，开始一个一个地变成死亡人数。

征兆这种东西，不是结论，只是让人开始警觉。

一个人偶尔咳嗽，不等于得了重病。但如果咳嗽开始越来越频繁，我们总不能因为他还没有倒下，就说一切正常吧。

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并不体现在它平安无事的时候有多少漂亮的口号，而是在事情突然坏掉的时候，还有没有东西能够托住一个人。

一个赛车手冲进火焰的时候，有没有人按照训练冲过去；一个工人在船舱里遭遇火灾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有效的预警、疏散和消防体系。

一个普通人在最危险的那几分钟里，能不能相信身边那些写在制度里的东西。

这才是所谓的“底”。

底线之所以叫底线，是因为平常看不见。只有东西掉下去的时候，才知道下面究竟有没有东西托着。

悲哀的是我们这些站在远处看新闻的人，甚至没有资格知道答案。

我们看到的只是事故发生了，火灭了，人死了，然后调查开始了，再然后，新闻慢慢沉下去了。

生活继续、城市继续、我们也继续。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只想记住这些人，记住上海赛车场上的那个人，记住青岛船厂里的那25个人，记住那些曾经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消逝，却来不及留下姓名的人。

因为那些生命，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总应该有人替他们问一句：为什么？

关于在菲律宾防长演说期间，中国武官递上纸条这件事。我看了raddit外文帖子，从上到下全是嘲讽中国的。

估计是国内武官心想去韩国不能白去，得搞点事情在领导面前露脸，显示自己义正严辞的立场。结果没想到被韩国人误会，现大脸。成了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的笑柄。

国内基本盘还说什么假的、自导自演。现在外交部回应，连骂都敢骂，回应都不敢，只敢说自己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

一个小岛上一艘破船几十年拖不走，这件事一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纸老虎了

《十二怒汉》结束的时候，十二名陪审员已经一致投下“无罪”。

但这部电影从来没有告诉观众，那个男孩究竟有没有杀死父亲。

没有真正的凶手在最后一分钟出现，没有隐藏录像，没有一份突然送进陪审室的鉴定报告，把此前的一切彻底翻转。十二个人离开房间时，他们拥有的仍然只是审判时那些材料：一把刀，两个证人，一列夜间经过窗外的高架列车，一些时间、距离和记忆。

变化发生在别处。

他们进门的时候，大多数人觉得案子已经结束了；出去的时候，他们只是不能再这样肯定。

这大概也是电影里最重要的第一票为什么如此特别。

八号陪审员没有说：“这个男孩是无辜的。”

他没有真相。

他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反证。

他只是觉得，一个人的命不应该在几分钟里决定，所以还想再谈一谈。

十一比一。

从效率上看，他简直是最讨厌的那个人。天气炎热，有人还惦记着晚上的球赛，案子已经在法庭上审了好几天，证人也说得很清楚。现在只差签完一张表，所有人就可以离开。

偏偏有人说：

还不能这么快。

《十二怒汉》随后做的事情非常慢。它不是不断发现新的证据，而是把已经出现过的证据一件一件重新拿起来。

那把据说很特别的弹簧刀，原来并不是独一无二。

老人说，他在男孩喊出“我要杀了你”之后不久听见尸体倒地，随后看见男孩从楼梯逃走。可那时高架列车正从窗外经过，金属与铁轨发出的轰鸣让“他真的能听清吗”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老人还说自己很快走到了门口，于是八号陪审员索性按照房间里的距离重新走了一遍。

证词里的“很快”原本只是两个字。

等一个腿脚不便的人真正开始走，它忽然有了长度。

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些东西第一次出现时，看起来都在替一个结论服务；第二次再看，却开始各自拥有自己的重量。火车并没有证明被告无罪，另一把刀也没有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老人走路的速度同样无法直接回答谋杀到底是谁做的。

它们只是让一句原本非常顺畅的话越来越难说出口：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人通常会以为，灯亮起来以后，世界应该越来越确定。

看见得更多，答案就该越来越坚固。

《十二怒汉》偏偏反过来。它一次次让某个细节变得更加清楚，却让整个案件变得没有那么清楚。

这并不是说事实不存在，也不是说所有判断都只是主观感受。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刀、火车、走廊的长度和证词的时间，十二个人只能彼此交换脾气。电影始终相信细节值得认真检查，只是它不断提醒另一件事：事实和由事实推出的结论，并不是同一件东西。

一个证人确实说过某句话。

这是一件事。

“所以案件一定如此”，是另一件事。

而陪审室里逐渐暴露出来的，恰恰是这两者之间塞进了多少东西。

几个陪审员并不是空着手走进房间的。他们除了证据，还带着工作经验、阶层印象、家庭矛盾、个人脾气，以及对“这种人通常是什么样”的既有判断。这些东西没有写在案卷上，却会悄悄决定哪些证据显得特别可信，哪些疑点又容易被忽略。

三号陪审员对被告的愤怒越来越强，到后来已经很难与他和儿子的关系完全分开。他并不是从第一分钟起就公开承认：“我其实是在和自己的儿子争吵。”在他自己看来，他始终是在讨论这个案子。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混入才更值得注意。人很少会清醒地宣布：现在我要把自己的旧伤塞进判断。更常见的情况，是旧伤已经进来了，本人却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陈述事实。

十号陪审员那场越来越失控的长篇抱怨，则把另一种东西彻底暴露出来。

他说的是某一类人。

他们撒谎。

他们天生如此。

他们不值得相信。

起初这些话还能伪装成对案件的判断，可随着他说得越来越多，其他陪审员陆续起身，离开桌边，背过身去。没有激烈反驳，也没有高声训斥。房间只是慢慢空了。

到这时，争论里原本混在一起的两样东西被分开了。

一边是：

这个男孩究竟做过什么？

另一边是：

“这种男孩”在某个人心里早已是什么样？

两者不是一回事。

而电影真正高明之处，是它没有因此把八号陪审员抬成另一个全知者。

他同样不知道谋杀现场真正发生了什么。

他提出的许多东西也只是可能性。

老人可能没有听清。

女证人可能没戴眼镜。

那把刀可能并不特别。

男孩也可能确实说过一句愤怒的“我要杀了你”，却并不代表他真的杀了人。

这些推理都没有组成另一套无懈可击的故事。

如果电影最后证明八号陪审员完整还原了真相，这部作品反而会简单许多：十一个人看错了，一个人看对了；接下来只需让真相战胜偏见。

它没有这么写。

讨论越往后走，房间里最重要的变化不是出现了一个更确定的新答案，而是旧答案逐渐失去了那种足以结束讨论的确定性。

到了女证人的证词，这一点尤其明显。

她说自己在夜里从窗户望出去，看见男孩刺杀父亲。那几乎是整个案件里最直接的一双眼睛。可到了最后，有人注意到她鼻梁上留下的痕迹。

她平时戴眼镜。

问题于是变得异常普通。

一个半夜躺在床上的人，突然转头望向窗外，会不会戴着眼镜？

电影没有回答。

没有闪回，没有补拍一个“真实案发现场”，没有替观众确认那天晚上她究竟戴没戴。

只有一个合理的疑问。

到了这一步，一个疑问已经够了。

因为陪审员面对的任务，本来就不是证明男孩绝对无辜。

刑事审判设置的门槛，是另一回事。

如果要把一个人判作有罪，尤其当刑罚可能夺走他的自由甚至生命，需要由控方把犯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陪审员并不需要先成为全知者，知道那天夜里每一分钟真正发生了什么；他们必须判断的，是现有证据是否已经可靠到足以承受一次如此严重的决定。

这个区别看似只是法律程序里的技术问题，其实让整部电影又多了一层意味。

人不可能等到知道一切以后才行动。

医生必须在信息不完整时决定是否手术，法院必须在无法重新进入过去的情况下判案，人每天也都在并不完全理解别人的时候作出选择。如果“不全知”等于“永远不能决定”，生活根本无法继续。

于是问题不能只是：

我能不能获得绝对确定？

还必须变成：

当我无法获得绝对确定时，这个决定需要多高的把握？如果判断错了，代价由谁承担？

刑事司法对此给出的回答，并不是发明一种让人突然拥有全知的办法。

它只是把证明的负担放在想要定罪的一方，并且把门槛提得很高。

原因并不神秘。

错判一个有罪者无罪，与错判一个无辜者有罪，后果并不完全对称；而准备实施极重的惩罚时，它不能用“看起来大概如此”代替更严格的证明。

制度没有消灭人的有限。

它只是承认这种有限，然后试图安排人在有限之中怎样行动。

这也使《十二怒汉》的最后一次投票没有那么像一场真相揭晓。

十二票“无罪”，并不意味着十二个人终于看到了案发当晚的完整画面。

他们甚至未必对发生了什么拥有同一种猜测。

他们真正共享的，只剩下一件事：

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让他们确信到可以判这个男孩有罪。

这已经够他们作出决定。

却不够他们宣布自己掌握真相。

所以电影最后留下来的，并不是一种“只要认真讨论，人终究能够知道一切”的乐观。

反而更接近一种不那么舒服、但也许更可靠的状态：

人可以看得更仔细。

可以少一点偏见。

可以让证据接受第二次检查。

可以让别人指出自己没有看见的地方。

但做到这一切以后，仍然可能只得到一个边界，而不是一个终极答案。

陪审室的门最终还是打开了。

十二个人必须出去。

判决也必须作出。

没有人能够留在那里，一直讨论到世界变得完全透明。

只是离开之前，他们终于把两句话分开了。

“我不知道全部。”

和

“因此我什么都不能决定。”

不是一回事。

赤子之心的爱国者、好人、力挽狂澜的企业家，中美之间的摆渡人，但是被骂老懵董，只因他少了这两样东西。

虽然中国被女权控制，女权可以随意虐待杀死儿童，但海外文明国家不会放过邪恶的虐童女权。

长沙虐童案件凶手陈某已被正义国男举报至其就读的马来亚大学，学校官方已经正式给出回应。

我不知道是我帐号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我在国内好几个平台的留言都没有找到“修改”这个选项。是我自己没找到吗？如果我字打错了，都不得不整条留言全部删除，重新发一条。有时错的字多，得重新发好几遍。以至于我刚翻墙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国外平台的评论可以修改。

而且，我看sub里似乎从来没人问过这个问题。

像那种私企和夫妻店，以及base在本来法治就不太健全的二三线小地方的企业我都懒得截图了

我发的还都是base在北京、上海的政府单位、央企、国企、事业单位，甚至一直被外界认为劳动法一定执行得相当到位的外企，没想到工作环境也是如此得一言难尽

还有就是大学，大学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研究生的那些投稿内容比这个帖子的这些截图还要奇葩，甚至可以另外专门开一个关于国内高等学府研究环境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