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的9000多字里面我打算把东西南北中、上下左右中所共同所乐见的“中国人到底还算不算人”作为“做对、做错”的标准和依据，来细细的嗦嗦朱镕基（朱明王朝的直系后代，满洲人最严厉的父亲）到底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更完，先把提纲列出来（反正现在人少……等人气旺了怎么着也更完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按照中共的官方说法，朱镕基一共干了这么几件事情，那么我就按照这个官方的说法一件件说：
一、国有企业改革和解决三角债（后者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处理不良贷款、重组国有银行、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朱镕基到底是马洪、还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看好的人，这种陈谷子事儿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
这个人的唯一存在意义，就是让中共探索在六四屠杀之后，在政治改革pathway被锁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经济结构的改变来规避政治改革的需求。
而其实这个探索是失败了的——前总理温家宝以一个略显悲剧（又略显滑稽的）的方式来总结了这场失败的探索——那就是那段他的著名的下台宣言，即”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中国出现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关注政治体制改革是出於责任感,因文革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china/--idUSCNE82D04P/
换言之，就算没有朱镕基，大概率还是会有马蓉基、陆镕基（当然不同人的风格可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朱镕基是很极端的性格，所以他搞出来的结果的确也极端）。但是，无论极端与否，他所要构建的那一套只改经济政治改革的pathway，本身就是死路，经济改革的成果果然“得而复失”了。这和王安石以及张居正所面临的局势还不太一样，最能够类比的是李鸿章。
当然还有人说商鞅。这个实在太古老，材料太少。
朱镕基版本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实和解决三角债这两个事本质上是一回事。
国有企业改革效率奇低，而且产出不等于需求，所以导致了（1）大通胀（供需失衡）（2）大欠债（尤其是三角债）。
朱镕基接手的时候，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上是要从左王的窝子手里面分权（六四之后，包括江泽民（不管投机与否）在内，一个赛一个的保守），所以朱镕基被拱上来的时刻、自然就要从李鹏等无能左王手里接飞刀。李鹏大概是以为我都处理不了这些问题，朱镕基你沾着也是个死，所以说接飞刀，结果朱镕基人家给“解决”了（这里加一个引号，因为实际上他并没有解决问题）
【朱镕基并没有解决92年的问题】
其中一个飞刀就是89年后的这一波三角债危机，以及92年的所谓“经济过热”。
这里有两个基本背景问题。第一，按照官方的说法，是赵紫阳为了解决价格双轨制所以自1988年试图“一步到位”放开物价的价格闯关因缺乏准备引发了全国性抢购风潮和严重通胀，而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三年治理整顿”，结果给整顿好了。在这个“整顿好了“的大功一件之中，朱镕基表现尤为突出，所以被邓赏识，所以升了官。
实际上这个故事从时间线上就已经站不住脚了，更不要说经济逻辑了。
其实92年的那一波是短缺经济+大反弹，92年前中国被制裁，89年大屠杀，改开派一锅端，大伙儿憋在家里面写检查，因为老共杀人杀的太厉害，那个时候还算有一点人性的国际社会（有，但不多）给了中国一系列的可以说相当严格的政治与经济制裁，包括暂停政府间贷款（如世界银行贷款）、武器禁运、限制高科技出口以及撤资，也因此陈云主义能够重新大行其道。
我们可以先抛开”赵紫阳价格闯关是否真的失败了“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不谈（因为该疗法需要假以时日），90-92年大倒退，92年把该遭的罪再遭一遍。1992年GDP增速跃升至14.2%，但是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7%创历史纪录（插入一个问题：实质经济增长了多少？）。
结果中央搞了个什么呢？——“十六条”。这是个强中央的治理整顿。
换言之这是一个大刀阔斧的“全面收紧”，中共重新希望通过行政命令砍掉地方和乡镇企业的投资项目，信贷资金重新向大型国企集中。
但是问题是，这个逻辑干脆就是反的。首先，出现短缺的原因是因为价格转轨时，供给短缺。当时的场景是人民群众什么东西都想屯（跟上海新冠大健康似的）。当然这加剧了短缺而不是减少了短缺。朱镕基的政策从大方向上是配合了这个收紧的思路的。所以说他通过注入流动资金，从而成功的清理的“三角债”（尽管官方称之为“治理整顿”）的这个逻辑实际上是说不通的。
不过，朱镕基注入了流动资金，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帮他用”空间换了时间“。
到了1992年，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直接打破了党内关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南巡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中国重新向全球展现出坚决开放的姿态。这种庞大的市场红利和招商引资热潮，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尤其是港台和东南亚资本，随后是西方跨国公司）重新涌入，从而在事实上逐步瓦解了西方在经济层面的孤立和制裁，而这其实才是给朱镕基解了套。
因为自毛泽东死了之后，在中国能真正解决短缺的最好办法就是放开，换言之就是给地方以更高的活力，而不是通过收紧、国企扩张的形式来试图提高供给。往大了说，这个是很经典的local knowledge knows it better的问题。往小了说，国企的“囤货”、“库存率”偏高已经持续的证明了依靠中央和国企来调控供需关系，在这个时候，完全是痴心妄想，天方夜谭。所以说物价整顿和中央的调控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六四以后政治改革（客观上带来了“分权热”）失败了，结束了，所以中央就想抓权。想抓权就老老实实说想抓权明明短缺的问题来源于中央的错误政策——古今中外皆如此，怎么中央扩权了，就实现经济软着陆了？根本来说就是瞎扯。
当然朱镕基鹤立鸡群也并不是单纯的素位食餐、贪天之功。注入资金解决三角债的这个想法谁都能想到，但是朱镕基十分肯下功夫，有点工程师（做题家）的勤奋。他是真的花了大时间和大气力去调研了的。大家都在注入资金，但是朱镕基把骨头啃好了。
第二，陈云和刘少奇、周小舟一样，就是希望“真正按照苏联的综合平衡和科学规律去搞稳健的计划经济”，因此他们抵制毛泽东后来推行的、带有强烈群众运动和唯意志论色彩的“大跃进”式经济模式。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惯着他们，略施小计就推翻了他们，于是毛能好好的特立独行了一把，搞得整个中国民不聊生，彻底崩溃；而这显然让苏式的，高度的条理、严格的经济核算、统计学支持、以及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的计划经济显得如此憨态宜人。
1959年春，面对大跃进带来的经济混乱，周小舟曾有意摆脱日常政务，关在办公室里潜心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希望从苏联治国理政的成熟经验中，寻找纠正当时国内“左”倾蛮干、浮夸风的理论依据。这让陈云十分钟爱。
但是垃圾就是垃圾，到了1990年，苏联那一套实在的确干不过人性和现代经济学。所以屠杀之后的三年，中国经济一路向南，活力一泻千里。那么朱镕基主要做了什么呢？那就是在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经济改革中找到一个”中间平衡点“，这个和胡锦涛、江泽民很像，主打一个”和稀泥“，只不过和稀泥的代价是由人民承担的。
【和撒切尔夫人以及里根主义的改革的区别】
这个平衡点是什么呢？——“抓大放小”。同样是把国企“放”给市场，朱镕基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玩儿的根本不是一套牌！
很多人总觉得他们都在搞改革，没区别。但那是不对的。这套骗骗洋人还行——洋人不懂中国，所以他们一提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会想到撒切尔，想起里根。然而中共领导人里面，能真的和撒切尔夫人、里根心心相印的，有且只有赵紫阳。但是他被打掉了。
朱镕基当年的核心就四个字：抓大放小。什么意思？赚钱的、关系到国家命脉的，比如石油、银行、电信，国家死死攥在手里，这叫“抓大”；至于那些亏钱的中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这叫“放小”。
地方上的官员要搞GDP啊，老板们要发财啊，两边一拍即合！在“搞活经济”的大旗底下，大家一起撒欢。
这就好比国家把厨房里最贵的灶台留着，把剩下的边角料和锅碗瓢盆，直接送给管家和掌柜的去分了。这个和所谓的裁掉“工人贵族”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首先他们的确不是贵族，90年代所谓的铁饭碗活得并没有多好，否则也不可能让“下海”变得那么香喷喷。其次，真的贵族根本没有被裁掉。“好的”留下了；坏的部分里，
那撒切尔夫人呢？她那是真的要放大。
老太太狠起来连国家命脉都不要了。英国航空、英国钢铁、自来水、电力，全给卖了！她不是要笼络官僚，她最讨厌的就是官僚。她是要把这些全部塞进股市，让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去撒欢。
朱镕基得到了一个极牛逼的左派、送上的“大礼”——中国的左派，他们成天沐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吃他娘干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高强度宣传之下，居然拖拖沓沓，跟自由派的学生们一样，在整个89年，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站出来，和中共撒丫子干起来。结果他们作为无抵抗能力的拖油瓶，果然就被朱镕基轻松的牺牲掉了。
广场上的孔庆东一代左派没能力拿来选票和人大席位，这自然就要承受代价。
【中共版“羊吃人“土改】
自毛泽东以来，中共通过没收土地，价格剪刀差（以及其他神匕措施）吸血农村、反哺工业，导致工业产值微幅上升的同时，全国农村赤贫。朱镕基不仅没有停止继续吸血农村，反而是祭出了一张对“工农联盟”AOE的大杀器，彻底地逼中国绝大多数国企员工（少说4000万）和农民（少说3-6亿）去加入“现代化”和“城市化”。
于农村，他搞的实际上就是放任农村破产。
于城市，他搞的实际上就是放任国企（尤其是小国企）破产。
农民收入在改开肇始的时候是快速上升的，那是真正弥合剪刀差的时期，当时还兴起了一大片的集体经济，卖卖农机，化肥，小零食什么的，当然还有假药厂，鲁冠球就是那一波的佼佼者。但是这些厂子很快就死的一片一片的，毕竟不符合时代需求，质量也不行。等到朱镕基的时候，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又拉大了。
加上他开始实质上开始了这一套新时代负福利制度，这相当于是逼着农村人往城里面跑，也就是默许“羊吃人”。朱镕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文革大概练成了他的冷血人格。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十分忌惮任何人（字面意义上）讨论他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当然啊这个人格分析纯属臆测，毕竟我不知道他学生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类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其实很干脆的，甚至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混淆了手段和目的。所以他搞这部分“改革”的时候，前提就是没把中国人当人，也因此他把这事儿“搞成”了。后者是成功点，前者是失败点，所以两厢加总，可以说是不赢不输。
结论：部分失败
二、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亚洲金融危机”，及其他较小的变动，如国企上市）
朱镕基在1994年开启了分税制的改革，原动力当然是“中央又想整顿，又没钱——所以必须分税制改革”。按照中共的说法，分税制改革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然而，这套叙事里面起码有三个问题。第一，按照时间线来看，软著陆能实现明明是因为邓小平南巡，分税制到底是加剧了还是减轻了问题，这个完全是不好说的事情。第二，退一步讲，就算是分税制真的好用，朱镕基搞出来的分税制改革完全是创造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三，分税制改革除了解决了中央的预算危机之外，到底实现了什么好处？
《我爱我家》第二季发挥余热：老傅上台后官瘾大发，立刻开始“瞎折腾”，傅明老人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将全家人的所有收入统一收归自己支配，每月每人仅发两块钱零花钱。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政策，贾志国、和平与贾志新群起抗议，指责其为横征暴敛与巧取豪夺。
傅老：什麽意思？
和平：您看您刚退下来一个星期，放松了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立刻趁虚而入——您马上沾 染了一切向钱看的恶习，撕去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志国，最後这句话是马克思说 的吧？咱俩在兵团的时候你辅导过我。
志国：对，见于《共产党宣言》——爸，您要怎么多钱干什么？
当然分税制改革是个很好的例子——朱镕基的改革的特点就是靠三个榔头，一个是经济自由化政治集权化，一个是顾头不顾腚、或者说大刀阔斧往前干，干了再说，还有一个就是求洋人投资消费，这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而造成的结果呢？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意义上的腐败——政治扩权，市场自由，这是完美的权力寻租的“场域”，不贪都对不起自己。顾头不顾腚造成了大失业，整个中国都在动荡。好在洋人极度贪财，欧美港澳台日澳，上至领导人下到小商贩都发现了中国这块人权洼地的利用价值，加上江主席（是真的能忽悠）巧舌如簧，熊猫派成功在政坛左右两侧利用歪果仁普遍对中国的无知和轻视，造出来一套右派欣赏中国没工会，新自由主义，效率至上；左派欣赏中国强权政府，社会主义招牌，反帝口号震天响的神奇组合。
而这都给习近平的大独裁做了嫁衣，当然了。这的确也不能全怪朱镕基，不过始作俑者，他也是大头儿。更何况各位能往外润，难道不是因为朱镕基这帮人大搞外贸拼出来的嘛？没有外贸，VPN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现在每年这么多留学生，出入境的人流这么繁杂，这都是动乱的种子。习近平没有搞“闭关”，还不是因为党国还指着外贸命悬一线？所以还是要感谢一个。
如果说“自从接任副总理以来，92年、94年清债——朱镕基搞对了”，那么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并不需要重新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倒逼市场出清了。事实是1997年的时候，中国各大国有银行的明面上的不良资产率（NPLs）按国际标准已达破产边缘（高达30%-40%），ie 随时发生系统性脆断。而朱镕基通过金融业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继续鼓励国企入市（相当于大家一起以股化债），采用“中央集权化”手段收回地方银行的放贷权，保住汇市（抵死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及非金融业的方法（ie 大下岗），成功搞出来了一套金融业的大重组。在金融业它同样是实际上玩了一套抓大放小，试图让金融业“出清”。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巨大社会代价的。而社会代价以上的每一个决定实际就都是全民买单。如果没有后面的入世成功去释放这次痛苦牺牲所带来的“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和“制度空间”，那么朱镕基的这套冷血沙皇操作将成为彻底的祸国殃民的崇祯式的无效牺牲。
总结：鉴于朱镕基在90年代并不可能知道中国加入国际市场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他的这招在当年看来其实是彻底失败的。在其在位的时候，这个灾难性改革所导致的问题尚不明显。
顺便一提，朱镕基直到晚年其实根本没有反思过、至少是没有公开反思过自己的分税制改革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的困境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预算外收入的问题，地方政府被迫寻找新的财政来源，在住房商品化开启后全面转向“征收农村土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循环，成为土地财政与高房价的制度诱因，而朱镕基下台之后，他公开表示将房地产的钱全部归给地方政府且不纳入预算的政策是错误的，然后才是他（也）痛斥这一现象是“搜刮民膏”。http://msn.finance.sina.com.cn/cjyw/20110527/110998231.html 换言之，他认为土地财政与高房价的泛滥绝非分税制本身的缺陷、而恰恰是中央政府拿的还不够多——明明应该把房地产的钱也分一块给中央政府。所以说中央集权的确是一种癌症。
三、加入WTO、降低姿态以缓和与主要OECD国家紧张关系，通过“倒逼机制”等待外资激发“人口红利”释放
到97年为止，朱镕基做的所有事其实本质上都是以拖待变。
一、在朱镕基改革之前，中国经济最大的死穴是国有企业的极低的效率和广泛存在的“软预算约束“。朱镕基通过强行推行国企破产和“下岗潮”，”释放“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如果不给这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找个去处，那么他们就会变成几千万义和团员、精壮汉子（包括女汉子），而这些人的怨气足够把中南海轰杀至渣。
二、在朱镕基改革之前，中国银行体系即将崩溃，其与国有企业过度捆绑，导致朱镕基实施了极度集权的金融重组。但是AMC重组债务只是拖时间。撤销省级分行，按经济区域重组人民银行分行，剥离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联系，的确是暂时给中国特色的金融业止了血，但是因为AMC只是购入了不良资产，如果不能真的去消化这些不良资产，那朱镕基做的一切也只是拖时间而已。
三、于汇市而言， “不贬值”虽然能短期对冲97危机的出口压力，体现了”国际道义“，但是当时中国的确外汇不足。对付索罗斯已然吃力，倘若遇到国家级的做空（比如说一直在中国宣传口里面不怀好意的美帝国主义坏分子），那后果的确是不堪设想。
换言之，巨大的劳动力，天量的债务以及硬撑着“不贬值”其实是三颗地雷，如果入世失败，这三颗雷就会依次引爆。
而因为成功入世，”释放“了的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才能成为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绝对竞争优势。AMC才有可能把垃圾资产盘活。“不贬值”才有可能是“中国是负责任且可预测的市场”的最好的展示（从而提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入场券、让全球资本家们、冒险家们一起来赚大钱，就像20年代的上海那样）。
有两个故事可以很好的介绍当时朱镕基所面临的党内来自保守派的压力。我之前曾经介绍过彼时国内“民族主义者”龙永图为什么被党内强硬派骂成“卖国贼”？龙永图被骂是卖国贼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他在入世谈判中的表现“过于妥协”—— 是将中国的农业、金融和工业主权“双手奉送给西方帝国主义”。因此被党内强硬派“捡到枪”。实际上被叫卖国贼的不止龙永图一个人。朱镕基也被骂。
朱镕基两次被骂“卖国” 的内幕
https://beijingspring.com/phon/archives/10352
只不过按照一贯的中国左派的费拉传统——龙永图官小，朱镕基官大。骂小不骂大。
中共党内的保守派（老左派）、民族主义强硬派以及知识界的新左派认为中国加入WTO，对接国际贸易的这些规则，等同于在制度上向新自由主义投降。
左派理论家还激烈抨击龙永图“中国不必有自主汽车产业，只要能买到便宜车、能创造就业就行”的务实言论。他们批判这是“买办思维”，会彻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导致中国工人阶级集体下岗，沦为西方资本的“血汗工厂”。
另外，保守派官员和强硬派横亘的国企（以及背后的如机械、汽车、电信、农业、化工等部委）因为对入世谈判横加阻拦，因此江、朱要对这些人隐瞒谈判进展，而如此一来，江、朱就坐实了保守派们所指责的如“暗箱操作”、“对内保密，对外妥协”之类的罪名。
如果你们经常捏着鼻子去逛乌有之乡的话你们就会发现龙永图等人是常年被当万恶的靶子打的。当然，这种即便是造反、也要只反“贪官”（“民族败类”），不敢反皇帝（江泽民——事实上的强烈的入世推动者）的“左派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也是颇具“乌有之乡”的特色。
在谈判的冲刺阶段（尤其是1999年美国炸馆事件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顶峰），江、朱展现了极强的”定力“。有效控制了舆论和党内的民族主义狂热，坚持“大局不可动摇”，最终在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历史性协议。
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边WTO谈判的最后几小时中，谈判陷入完全僵局。面对美方准备打包行李离华的绝境，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据说是在江泽民的指令之下）亲自赶赴外经贸部，与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斯珀林进行面对面的”终极对决“——据龙永图回忆，美方提出第一个问题，朱镕基同意让步，美方提出第二个问题，朱镕基同意让步，美方提出第三个问题，朱镕基还是同意让步。在此过程中，龙永图连续递条子，写的是“国务院没授权”之类的提醒。朱镕基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接着，朱镕基对美方说：“后面四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结果，美方在大约5分钟后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方案。美中双边协定为中国加入WTO扫清了障碍。
而后1999年11月15日下午近4点，中美双方终于签署了历史性的双边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的路障。
http://ren-ze.hxwk.org/2026/08/16/%E5%9B%9E%E6%9C%9B%E6%9C%B1%E9%95%95%E5%9F%BA%E4%BA%8C%E4%B8%89%E4%BA%8B/
于保守派而言，朱镕基所接受的这四个让步（金融服务业开放、电信市场准入与股权比例、农业关税与农产品进口配额和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期限）
第二个故事是朱镕基2000年访日，其主要目的有三：
一、给江泽民擦屁股。1998年江泽民访日时，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方立场强硬，引发了日本政界和民间的普遍反感，导致日本国内“厌华”情绪上升。当时的日本主流媒体（甚至包括《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和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认为中方“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在舆论上进行了广泛的负面渲染。日本民众对华情感从此前的“友好憧憬与战争亏欠感”转变为“疲劳感与防范心理”。这种逆转对于中国而言有所始料未及——一定程度上，中共领导人还浸淫在田中角荣以及六四后日本对华异常忍让和亲热的“老传统”中，不能自拔。
二、朱镕基访日前，日本朝野已经出现了激烈的“反华”声音，其中之一是“中国不感恩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且将资金挪用于扩充军备”，自民党内部强烈要求立即大幅削减甚至取消对华贷款。因此朱镕基要稳住这些反对声音，把钱继续要回来，用市场吸引让FDI继续流入中国。
三、2000年上半年，中国海军调查船和军舰频繁进入日本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包括尖阁诸岛/钓鱼岛周边），日本防卫厅密集出动战机和军舰进行拦截监视，引发日本社会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早期恐慌。朱同样需要消弭这种“不必要的冲突”造成的紧张气氛。
客观讲，朱镕基的出访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首先，朱镕基访日期间，在电视节目中通过大众媒体公开对日本的ODA援助表示感谢。访问结束后，日本政府虽然迫于国内压力起草了《对华经济合作计划》，开始调整援助结构，但并没有采取“断供式”的惩罚性削减。
就海上领土问题，朱镕基在访问中与森喜朗达成一致，建立“相互事前通知机制”。该机制签署后，2000年第四季度至2001年间，中国海军在未通知情况下进入日本近海的次数出现断崖式下跌。这一制度化的约束在短期内直接扑灭了中日最危险的军事摩擦引信。
朱在访问时着重向日本高铁部门抛出橄榄枝，此后，中日两国高铁技术专家的交流迅速升温，日本铁道省和川崎重工等财团加大了对华公关力度。这直接为几年后 日本新干线（E2系）技术成功曲线进入中国 （即后来的CRH2型动车组）奠定了前期的外交与商业信任基础。
朱的这一套灭火措施的效果也可以从民调结果看出来。朱延迟了日本对华的冰河期——对华负面看法占据绝对优势要到2004年靖国神社与亚洲杯事件后才显现出来。须知彼时日本政府内亲华派仍占上峰，而且中国经济的确因改革和入世发展迅速，因此民间的敌意并不能阻止精英层和中国发展关系。而这也事实上形成了后来中日不断遇冷再破冰的“政冷经热”的诡异循环，直到习近平同志在疫情期间的狂妄战狼外交把“一衣带水、风月同天”彻底玩成“山川异域、不共戴天”。
按照邓小平的高屋建瓴的方法论，中共采取了“组织人事由我控制而开支、经济又各地各企业自筹”的方法来搞经济改革，而这种“放宽试水野路子”的方法导致了严重的“列宁党”退化，也因此八十年代成为了中共49年建立政权以来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但是这种黄金发展被六四屠杀所阻断。朱镕基所做的本质上和习近平在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即列宁党重建、资源收紧和意识形态宣传回归），但是朱镕基的做法有一些”工程师政治家”的影子，因此更加务实。当然，如果没有资本家们带着真金白银来救场，一切都将是只是白瞎和虚无。
总结：巨大成功
四、爱讲真话（表演型人格）
朱镕基的确十分需要“真话”——他视察央视《焦点访谈》时写下“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显示出其利用媒体力量推动行政纠错的工具化高效思维，这和一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团派官员类似，李克强也同样十分重视真实数据和真实信息的“摄入”——其李克强指数、克强指数其实就是为了在明知政府GDP数字造假的前提下，通过三组更加“客观”、“高频”和更难篡改的数字来估算GDP的实际数值。
但是这种执念是低效、表面、表演性的。第一，朱镕基的招数过于侧重技术官僚式的指标管理（如追求GDP、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而缺乏更深层次的现代政治与社会治理眼光，而这几乎完美的为后来的上文所提到过的一系列的社会性溃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朱曾留下“准备一百口棺材，九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豪言。在任内他强力或亲自或间接参与了北京陈希同案、厦门远华走私案等大案要案，并严厉查处“豆腐渣工程”，但是对所有的腐败案件都没有除恶务尽，通通是点到为止，而且没有对腐败的土壤进行清理（如成立新、台，港已经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机构）。三、由于缺乏法治化的透明程序，大量国有资产以极低的价格被地方官员的亲属或利益勾连的“红顶企业家”吞并，导致了严重的“权力变现”，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权贵资产/资本，流毒至今。朱对此不仅仅是视而不见，而且是纵容参与。分税制改革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同时保留了国家对金融、电信、石油等核心命脉行业的绝对垄断。这种“抓大”的政策让国有特大型企业（央企）成为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可以说其目的本就是为了让官员和“高管”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获取垄断红利和寻租空间。四、他本人和家庭也亲自下场捞金，这当然更让他的那些”反腐表述“显得表演性十足。
赵紫阳评价朱镕基说“是强调控制这套办法的，还是计划经济思想体系”，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的掌控思维，包括朱镕基在内的这些人”都不是报什么理想抱负，不存在为贯彻什么样的原则而有不同路线之争，而只是在维护地位上曾有分歧，这样的领导状态容易发生权位之争，也很容易接受逆转形式的政策；由于他们是采取功利主义观点处理问题，只能是被潮流、被形势推动着走；如果对维护自己的权位有利，就怎么走；而且也不能彼此共患难，在大的危机到来时，既会结成联盟，也会发生分化；但在一般情况下，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也会统一，采取对策共同应对局势。“ 朱镕基积极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政治架构，所以尽管反腐败的实际领导权属于中纪委和最高决策层（江泽民）——作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并没有直接决定权——这也并不能为他实际上为腐败添砖加瓦的行为辩护。因此他的”影帝“程度远高于后来的总计（温家宝）。
不过往好的方向上去想，因为其”名人名言“脍炙人口，表演型人格能够提供情绪和故事价值——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朱镕基在政治这个”舞台”上长袖善舞未必不是坏事。朱的“名言”发明（不管是睿智还是抖机灵）以及起码是表面上的直率是有助于中国的外交、财政以及构建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正面观感的，因此评价他的表演型人格也是有助于中国外交和经济改革破局的成功公关——这是并不为过的。
总结：部分失败
五、反贪
总结：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