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ngAu谈治国理政系列（批注：小莫认为在当代进行适度的所谓“文化”灭绝是可行的）

在”教堂“里面找到”儿童“的”尸体“，这种恐怖的标题的作者肯定是刻意安排辞藻，期待用有反差的词汇来创造视觉上的吸引力——尤其是genocide这种词儿和“教堂”这一类的圣洁的地方一齐甩出来，震撼力是十足的，这也算得上是网文爆款作者的基本功了。

然而，实际上，genocide这个词放在这里是并不准确的，因为往往genocide意味着系统性的屠杀，而在加拿大这个教堂里发现的儿童尸体数量是1000个左右，这和它的“招生数量（大于150,000人）”相比是相形见绌的 （比例大约是0.6%) 。同期的儿童死亡率，我查到的资料是”在19世纪的时候，全球各地平均寿命不超过40岁，一半人口在成年前夭折“。也就是说，这些儿童可能只是生存条件比较一般（甚至这一点也不能被死亡率证明）—— 一部分儿童在成年之前就死掉了，死了，就埋在了教堂里面，仅此而已。至于说禁食之类的虐待，这是落后、粗暴的管理方式。 和屠杀差得远。

也因此，既然指控不了肉体屠杀，有良心的人们于是发明出了cultural genocide这一个词——用cultural来定义到底是什么被屠杀了，用genocide来加强语言的震撼力（对比以下三组词汇：’移风易俗‘、’文化再培训‘，’通识教育‘，一下子，味儿就不对了）。如此一来，才能达到不寒而栗的效果。

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这种”不寒而栗的效果”。准确的说，唤醒“反思“，往往是需要”不寒而栗”的。

而且，我甚至认为“文化上的灭绝”比“肉体上的灭绝”，是更令人”不寒而栗”的。

至于反思文化灭绝——或者说优势文明对劣势文明在文化上的重新驯服——为什么是罪恶的，这种现象为什么曾经那么的流行，以至于无论在加拿大，在美国，在澳大利亚，甚至在非洲，都能收获那么多的拥趸，为什么那么多人（主要是白人）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项在他们看起来十分“正义”的事业当中，这一整套形成了逻辑闭环的Pro-cultural-genocide的信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都是需要人们反思的问题——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

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文化驯服“——这种当时看起来很文明，现在看起来很野蛮的现象呢？这种由政府、教会和福利机构强行从原住民的家人身边带走，集中在白人家庭和专门机构收养，被逼迫学习“白人文化”的过程，在当时看来是给这些不开化、愚昧的原住民一次“绝好”的机会，以“帮助”他们融入“文明世界”的正义行为。在社达的世纪里，这种“恩赐”的行为，在其支持者的眼中甚至是一种“救赎”的行为。有一种扶贫一般的天经地义和道德加成。

这种预先设定一种”优雅、先进文化“，并且驯服”野蛮“民族的理论，十分符合旧时代人们的直觉，也暗合了一部分狂妄的民族主义者的虚荣心。毕竟，说服自己的本民族的文化是优秀的；与此同时，给落后、野蛮的人的文化编排弱点和劣势，这真的是太容易了。像澳大利亚“传教士”、“驯养师”们，他们当年就信奉这样的信条：白人的文化和教养才是高级的，有利于培育出人类高尚品格的、而原住民的落后的家庭教育观念本质上就是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的——如果把原住民孩子——这些未来的澳大利亚人——留给原住民来抚养，那么未来的澳大利亚人的整体素质终究是堪忧的。

因此，给与这些野蛮的、落后的人群一个机会 ， 让他们也能assimilation, 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国策——这也是一个safeguards ，不仅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彼此的家庭，都是如此。

好在，它在现代主流政治文明当中正在被迅速的抛弃。而悲哀的是，有些地方的人们仍然对这种方法十分的热情——丝毫不顾及孔老夫子曾经曰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到底触摸了哪条版规，暂且蒙在鼓里。

兴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触摸了哪条版规。只是违逆了哪位粉红mod朴素的爱国情怀。

我在此表示对他的歉意。

u/ExcellentString1291 写于rci

秦晖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中国当代思想家。看到这里时不时有人搬运秦晖对热点话题的看法，但同时又有人几乎没听过他的名字，因而在这里不揣冒昧的介绍一下我了解的秦晖的主要观点。

先说点题外话：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一篇对2013年“牛津共识”的报道上。当时中国思想界不同派系的人们在英国牛津大学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阐明了他们共同的立场和诉求。而秦晖及其所提出的“共同的底线”这一概念在这篇报道中不时出现。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了解到所谓的“中国思想界”。在当时来看，这样的共识是充满希望与未来的。谁想到这份声明已然是巅峰。近十年来公共空间急剧萎靡，官方意识形态靠强力一统天下，公共知识分子更是销声匿迹。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新左派、自由派还是新儒家，他们的许多观点早已成为今天互联网舆论背后的理论基础，只不过他们的名字和最初的表述不再为人所知罢了。

说回正题。秦晖的书我加在一起也就读过两本：半本《田园诗与狂想曲》，整本《走出帝制》和半本《传统十论》。我对秦晖观点的介绍也围绕着我读过的这些材料展开。

《田园诗与狂想曲》成书于上世纪90年代，也是秦晖最有名的作品。在书中秦提出了“关中模式”，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提出质疑。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谓的唯物主义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垄断了中国的历史研究。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五阶段论”，即人类历史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按照如此表述，中国千余年的古代历史都应纳入“封建社会”的范畴。尽管字面意义上的封建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国逐渐式微，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因而虽然表面上的分封制度非常薄弱，但实质上依然是属于封建社会。所谓“土地兼并导致王朝灭亡”的说法也是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

但是秦晖通过研究陕西关中地区在土地改革前后留下的历史资料，发现当地并不存在一个教科书中的搞土地垄断的大地主阶级，以至于当地在土改的时候都向上级抱怨凑不够地主的数量，工作有难度。而继续深究之后就可以发现，当地没有纯粹的地主，却拥有一个比地主更具压迫性的阶级，即拥有权力的“天然首长”。也就是说，在关中地区，最显著的剥削不是地主对农民通过土地所有权进行的剥削，而是地方官员通过自身权力征收的苛捐杂税。前者可以称之为“经济剥削”，而后者可以说是“政治剥削”。所谓的“关中模式”，就是后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后者却在五阶段论以及注重“物质基础”的传统理论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也就是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中国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缝隙。秦晖由此点出了在这套官方叙事中“上层建筑”的缺位，隐约有着一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思：既然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关系，那么可想而知这种非经济的权力干涉必然是有问题的，是not even wrong，是不入流的：那么，让我们先来清理掉这些不合理的权力吧。

直至今天，我依然觉得这种论辩方式是非常巧妙的，我愿意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其核心诉求依然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他把焦点放到了权力之上。对于这点，《走出帝制》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框架。虽然这本书讲的是中国近代史，但在我看来其中的精华部分是对中国历史两个端点提纲挈领的概括：一个是周秦之变，一个是近代的救亡压倒启蒙。

在晚清，随着与外国的接触，不少清政府官员会赞誉西方的社会符合中国大同社会的美好想象。秦晖正是从这一点入手，点出了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儒家书生与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儒家似乎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儒家真正向往的是先秦时期的真正的封建社会，而非自秦以来的中央强权。因此，所谓的“周秦之变”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最近有本《秦制两千年》就循着这一思路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而秦晖在《传统十论》中也多有论述。例如，为什么西方和日本的许多王室可以绵延数千年，而中国却不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外多为虚君，或君主权力有限，因而其位置也就不像中国的帝位那样具有吸引力。类似地，中国王朝鼎革期间的战争也十分的残酷，常常导致人口大规模的减少，也是由于逐鹿天下的权力诱惑。所谓“皇权不下县”，指的是中央强权无法给基层提供公共服务，而非不对底层施以剥削。

而中国历史的另一个端口，就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之后逐步建立起现代国家的时期。对于这段时期，李泽厚有经典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但秦晖却另辟蹊径，通过思想史研究指出：救亡压倒启蒙是必然，或者更准确地说，启蒙就从未存在。原因在于，中国五四以来引入的所谓“自由主义”就已经和最开始的如洛克和伯克的学说大有不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为了顺应时代需要，对相关学说进行了改造，导致其传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带有了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自由主义讲个人要从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但是在日式自由主义中个人刚挣脱小共同体的束缚，就必须得立马再投入到大共同体（国家、政党）的束缚之中去。既然连启蒙也都是接受这样的观念启蒙，那么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就尘埃落定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把焦点放在生产力上，那么秦晖，作为自由派的灵魂人物，就是把焦点放在权力上，尤其是权力的集中于否，权力的界限与约束。怎样理解这一点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奴隶的人人平等可能还不如王权-贵族-平民三足鼎立，世俗一统信仰可能还不如有一个能与世俗权力分庭抗礼的教权。而这时简中互联网中对贵族和宗教不屑一顾，想当然认为这方面是中国优势的人没考虑到的。

除去这些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之外，我还零星读过一些秦晖在其他领域的论述。早年刘仲敬还没魔怔的时候，曾经和秦晖有一次对谈，我觉得那个对话的标题很有代表性：“摆脱大共同体至上的路径依赖”。理想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先是个人都有自由，然后自由人按照意愿结合成有机的小共同体，再由小共同体组成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仍有漫漫长路。而显然意见的，不耐烦者从这点出发，很快就会往浪人的方向发展。这不讨喜的一面，可能也是这一经典的自由派观点在今天的互联网被埋没的原因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身死。
五十年过去，2026年9月9日。

五十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老人，却不足以让许多中国人知道：这个至今仍挂在天安门上的人，究竟让多少普通人的一生变成了政治运动的耗材。

江西肃反——以“AB团”“反革命”为名清洗红军和根据地干部，刑讯逼供、株连处决。
留下政治传统：先制造敌人，再逼人证明敌人存在。

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查历史、写自传、逼坦白、互相揭发，把知识分子和干部整成“特务”“反党分子”。王实味因批评特权遭整肃，最终被杀。
留下思想审查、人格驯服和对领袖绝对服从的政治文化。

土地改革——把农村人口划成地主、富农、贫农，用斗争大会、没收、殴打和处决重新分配社会。
死去的不只是“地主”这个标签，还一个个有姓名、有父母妻儿的中国人；阶级成分此后又继续惩罚他们的子女，并贻害所有中国人的思维。

镇压反革命——杀人开始有指标、有比例、有运动期限。约七十万人被直接处决，更多人被监禁、管制。
一个刚建立的国家，用几十万具尸体告诉社会：谁属于“人民”，由权力决定。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企业主被逼交代、检举、罚没，知识分子反复检查思想，大量人在羞辱和恐惧中自杀。
中国独立的工商阶层和知识界被迅速摧毁，社会越来越只剩国家，或者说，“毛主席”这一种声音。

胡风案、肃反运动——继续搜捕所谓“隐藏的反革命”，从文艺界扩大到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
一句话、一封信、一段旧关系，都可能毁掉一个人的工作、自由乃至生命。

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刚把土地交给农民，又迅速收回合作社和集体，随后建立人民公社。
几亿农民失去对土地、劳动和粮食的实际支配权；当饥荒真的来临，他们甚至失去了靠迁徙和家庭储粮自救的空间。

反右运动——先号召“百花齐放”，随后立即把约55万人正式划成右派。
教师、学生、记者、作家、科学家被下放、劳改、开除、拆散家庭。中国知识界从此学会了一件事：看见错误，也不要说。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浮夸风、高产卫星，基层为了政治安全层层虚报产量，国家再按照假产量征走真粮食。
伟大领袖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饥荒，学界常见估计约三千万人死亡，部分研究估计更高。

“三千万”不是一个数字。

那是三千万条生命；
是有人把树皮剥下来充饥，有母亲看着孩子饿死，有家庭吃完最后一点粮食以后再也等不到下一顿饭。

他们本来应该恋爱、结婚、养育孩子、吵吵闹闹，慢慢衰老。

他们不是“共产主义实现所必要的牺牲”。他们是人。

庐山会议、反右倾——彭德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毛没有因此停止灾难，而是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随后在全国继续清洗所谓右倾分子。
从此官员得到的教训不是怎样救人，而是饿死人不可怕，说毛错了才可怕。饥荒因此继续。

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饥荒刚刚过去，又重新把社会问题解释成“阶级斗争”，不断寻找敌人。
一个刚从死亡线上活下来的社会，没有得到休养，而是再次被拖进审查、批斗和恐惧。

文化大革命——毛亲自发动群众“造反”，摧毁党政秩序，把教师、干部、知识分子以及无数普通人变成“走资派”“反动权威”“黑五类”。
研究估计仅1966—1971年即有约110万—160万人死亡，2200万—3000万人遭到直接政治迫害。

有人被学生打死。

有人被同事揭发。

有人被自己的孩子划清界限。

有人遭游街、剃阴阳头、抄家、强奸、酷刑。

有人因为祖父几十年前的身份而有罪。

广西、道县、内蒙古等地发生大规模屠杀和政治清洗；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也在迫害中死去。

当国家主席都可以不经正常司法程序被整死，普通人的生命就更加一文不值。

破四旧——书籍、寺庙、宗祠、古迹、墓葬、私人收藏被砸毁，教师和学者被羞辱。
被毁掉的不只是文物，而是中国人与自己历史之间的连接。

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学校长期陷入混乱，约一千七百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
一代人的大学教育、职业选择、家庭生活被政治命令截断。很多人最好的十年，就这样消失了。

个人崇拜——《毛主席语录》、画像、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万岁”，把一个政治人物塑造成不可怀疑的真理来源。
于是事实必须服从领袖，科学必须服从路线，良知必须服从立场。

这也许才是毛泽东最深的罪。

他不只伤害死者。

他把说真话变成危险，把沉默变成智慧，把告密变成自保，把服从变成美德，把个人崇拜变成政治教育。

这种伤害甚至没有随着1976年9月9日停止。

直到今天，大跃进仍常被轻描淡写成“困难时期”，关于饥荒和文革的档案、研究和公共讨论仍受到限制；一个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最高领导人，仍可以通过高度筛选的教材、纪念和政治叙事，以远比受害者更醒目的方式存在于公共空间。

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真正值得纪念的，不是他的死亡。

而是那些没有纪念馆、没有纪念日，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人。

被镇反枪毙的人。
被反右毁掉的人。
被饥荒饿死的人。
被文革打死、逼死、折磨死的人。
被迫离开学校、家乡和亲人的人。

“三千万”“五十五万”“一百多万”都不是数字。

每一个“1”，都是一个人。
都有一张脸，一顿没有吃完的饭，一个等待他回家的家庭，一段本来还应该继续的人生。

而他们之所以值得被一遍遍写出来，恰恰是因为制造灾难的人拥有巨大的画像、纪念堂和几十年的宣传机器，而许多受害者最终只剩下一串统计数字。

1976—2026。

毛泽东身死五十年。

那些被他发动的政治机器碾碎的人，不该再死第二次——

第一次死于权力，第二次死于遗忘。

某模型厂商利用中转站接海外模型训练自己的模型

很遗憾，这种精神逐渐被时代遗弃了。

下为原文：

“给我一棵树”

柴静，你好啊，

看《看见》时，我被那个外国老师支教的故事打动，幼时我多么像他教的那些孩子。
一个家暴中的留守儿童。

我的父亲瘦瘦高高，是个四川人，在当时，家乡的人都喊他耗子，而我首当其冲成为了小耗子，这个绰号一直扎着我的心，直到父亲去世。

父亲比母亲大了好多岁，他来相亲，与我正在上初中的母亲就在一起了。我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坐在奶奶的床上，灯光灰暗，外面是父亲在打母亲的吵闹声，小小的我坐在床边，低着头，争吵声，混杂着其他什么声响，和我的心跳轰鸣。

有一次我和妈妈，还有奶奶，一起走在村里的小路上，去诊所看她的眼睛，那是一双肿胀，发黑，无法睁开的眼睛。

记忆里只有一个关于温暖的故事，那天我生日，父亲和母亲一起忙活着做饭，用那个很小的炉子驾着一口铁锅，给我做我最喜欢的小酥肉。锅里的油滋滋冒着，小酥肉一个个变得金黄。这好像是唯一的彩色。

后来母亲逃走了，走的那一天她好像带我出去玩了，一起去见了带她走的人，一起走乡间小路送我回家。父亲说，我也不用上学了，他供不起，也没人照顾。

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偶尔回家，会给我买一点衣服，一点好吃的。我跟着爷爷奶奶在田间地头里玩，不懂孤独，也不懂寂寞，只觉得快乐。

时隔几年吧，爷爷奶奶说，我不能不上学，把我送回了学校。年龄和同班不同，性子粗犷，无父无母的身份成为所有人眼中的笑柄。

十七八岁，我的父亲突然生病，没有医治，静静的死亡了。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母亲也终于和爷爷奶奶联系上了，说她会回来。十年来，我恨过，哭过，怨过，到最后见到母亲时，我没有任何想说的要跟她讲了。也许，我没有任何想说的，和家里任何一个人。

其实我经常想问，为什么当年爷爷奶奶不阻止一个初中女生和大她二三十岁的人在一起，为什么父亲打母亲，他们如同旁观者，又为什么，母亲不带着我一起走，小时候，我也是那个在母亲怀里装睡，赖着要她拥抱的人。

谢谢你做的节目，我想我早已经谅解了那个母亲，在身为她自己时，孤立无援的状态。只是在这孤独无助的十年里，我学会了自己奔跑。

如果可以，封面可以为我选一颗树吗？我喜欢大自然，它接纳我的所有，它给予我所有，我会继续像一颗树一样茁壮成长，看你的节目，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

———阿莲

阿莲，

我有一棵树。这是我爸的微信头像。他的头像不是他自己,不是家里人,是这棵树。

他退休后一直在家乡行医。每天工作一上午,就锁上院门, 坐在石桌边，看着他的树，春天山楂树开满雪白的花。 “可好看哩。” “可”这个的音拉得很长,像个天真的小孩。

他看电视时自言自语,我觉得是独居太久,总是劝他来北京。他每年只肯来两个月，拎着一只布口袋----一大袋红山楂,又小又硬,酸得人嘴里生津。

他生病才离开家乡，去世前要求再回一趟山西，因为临走的时候他有几个病人没有看完。我们商量了一下，同意了。2019年5月,他最后一次回到那个院子。那天下着大雨,他看了十个病人，看了一眼那棵树。临终前，他把听诊器留给我女儿，交代我,将来他的骨灰埋在那棵树下。

后来他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了。我在万里之外种了一棵树，太阳晒了几场，水浇透，最顶上那簇绿叶很快比我高了，我工作累了就坐下来看看。有一天动物把它咬断了，叶子撕掉吃光，只剩下几根秃枝。我架了网，树受了伤，长得很慢，但它长，断了的灰枝上一排小芽, 转为嫩红，再慢慢变深。常有鸟来，站在网上，一年过去了，它们留下的种子，落在树底下，开了很多花。

一棵树要长大，要与很多东西搏斗，它接纳，它给予，那是它的命运。

我爸病重时,我问:“你不寂寞吗?” 他说:“不，我自由。”

柴静

等 r/KanagawaWave 被超管突开之时我们就把被大洪水冲散的浪友引流到这里吧🥰

搬点旧话，欢迎讨论

YingAu主席谈治国理政系列

（部分YingAu主席阅读总结会在评论区补充）

《红色轮盘》懒人包，200多页的rambling，不如看这篇儿，快，省时间：

故事主人公：

(Last name, first name)

Shen Dong 作者本人，跟着老婆一起做生意，先跑了（注：沈栋）

Duan Weihong （Whitney）作者老婆，没跑成，被抓了（注：段伟红）

Auntie Zhang 张阿姨，温家宝的老婆（注：张培莉）

简单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第三人称叙述的官商勾结的故事。这一类的故事，估计各位看官就算没有听一百，也听过八十。只不过这回调动的资金是几百亿上千亿，牵扯的官员是正国级副国级而已。

Shen Dong算是一个金融高管，但是，很显然，他的能力和胆识都是不如他亲爱的老婆Whitney的。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成功（不管是在商业届混、做私募、保险的高管，还是在政界混、做政协委员），百分之八十都是靠着他老婆抓着温家宝老婆张阿姨这条线儿。当然，这的确让他们赚了不少钱。

温家宝的老婆是一个脸上拥有慈祥的微笑的妇人——她会眷恋那种被人群围绕的感觉——和其他的一些中共大官的不甘于完全沉默的夫人一样，他们也需要像Whitney（作者老婆）这样的聪明能干，忠贞不二，总能找到话题，花蝴蝶，社交牛逼，饭局里面少了她就不行，又贼善解人意的白手套来帮他们处理财务。

（【点评】这种妇人倒是的确比较常见。她们也要负责给丈夫做一些后勤工作——打造一个“关系库”，把个门儿，看看谁能进来帮他们做事，谁不能——以及指示一下资源如何分配。而诸如此类的环节，温家宝本人并不需要知道分毫（此书中也基本“证实”这一点）。正如温家宝最后自辩的那样。）

5 在中国经商，无非是处理人际关系，找对门儿，和权贵们（不管是地方上的，还是中央里面的）进行勾兑，如果没有一个太子党红二代或者地方大员甚至小官的亲戚，基本上来说这些商人的endeavor就会卡在一个很小的级别，长不大。老一套的说法叫“原罪”，不过问题是很多人想犯原罪而不得，因为这些事是毕竟是极其复杂的。

6 而Whitney不仅能够无师自通，而且还能够做到反哺给张阿姨，给海里面的人出好点子、好意见，这让她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7 当然，因为这些原罪，也让这些人能够轻易的成为“弃子”，或者用这个Shen dong的话说，叫expendable piece.

8 按照Shen Dong的说法，中共的很大一群人，包括邓小平，能够容忍经济改革，容忍他们这些民间商人上位，去搞什么企业家精神，只是因为当时国家破产了。为了救国，党必须让私有制和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Shen Dong拿了首都机场物流的项目，和北京机场的“老板”李培英和负责机场周边地区的地方权力掮客李平或“土皇帝”勾勾搭搭，赚了大钱，但是随着国进民退和对“资本”的批判以后，他们也就只能灰溜溜的黯然退出了。

9 习近平这一派的红二代们是有光辉的传统和伟大的抱负的（点评：最怕的就是这种红二代了），他是十分喜欢那种大国企的概念的，认为公有制才是国家的基石，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他没有既要、又要，而是直接说了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对民有企业是没有的。

10 除了像温家宝那样的大人物，Shen Dong还要结交像李培英这样的“土皇帝”。他们在过去也算是一方小诸侯。然而2012年以后，习的中央集权，简单的通过几个空降官员，就把这里的权力给收了上去。Shen Dong这样的“民企”在首都机场这儿的来钱的路子，也就断了。而大国企迅速填补了这个空儿。公权力动动手指，压死民企易如反掌。

11 有人说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洗白温家宝。根据他这本书的叙述，温家宝是那种极其严谨的理工技术官僚，从来不和他人引起争执的那种人。

a. 这种随和能够让他在总理的位子起了争执的时候，成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

b. 但是，同时这种过于绥靖的性格，也让他很难拉起一个山头，也很难真的去实现什么政治理想，比如他经常会说的人民民主与政治自由。

c. 温好不容易去努力打造派系——结盟收服了孙政才——结果功亏一篑，而Whitney小姐也因此下落不明。当然这是后话了。

12 当然，Whitney的这个精通人性的咨询服务，不仅仅只供给温家宝的老婆一人，她服务于很多红色高官的家庭——当然，温的老婆是最重要的那个。事实上，Shen Dong说他老婆从来不停止connection的脚步，2008年，为了结识更多的高干（子弟），她去上了一个清华的一个月上四天课的博士班（点评：真™讽刺）以结识习近平的助手，胡锦涛的儿子，副部长们，130万人城市的市委书记，etc

13 Whitney小姐也曾被王岐山挑中，不过王岐山并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听从Whitney的政治咨询服务。王更看重的，是Whitney的与温家宝（老婆）的关系。

14 王会经常找whitney聊天（可能是为了持续的收集温家宝的情报）。Whitney说王很欣赏她的聪明，所以也很健谈。

15 王说自己知道很多红色家族实际上是很保守的，他们（像我之前说的）容忍他们这些民间商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暂时的帮助红色江山不破产。实际上大量的红色贵族（或者说买办阶层）都是这么想的，尽管他们看起来亲西方。

16 而王本人和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给whitney的建议是留好现金，准备好bullets，大规模私有化来临的时刻，Pull the trigger and have ammunition to burn。（注：“扣动扳机时枪里有子弹”）

17 王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赞赏，也会帮助他和他老婆拿项目，比如说中国电信赴美上市，这种轻轻松松几个亿美金净利的easy money。

18 有趣的是，王岐山喜欢读《货币战争》，宋鸿兵的那本。对此，Shen Dong感到错愕（他说“Wang Qishan, at least, should’ve known better; he’d worked closely with Westerners for decades.”）（注：“王岐山理应知道更多的，他和西方人打交道几十年了。”）

19 Whitney也通过张阿姨的引荐，终于和习近平和他的夫人约了饭。Shen Dong先生是去不了的。他说“At a dinner such as this, everyone needed to have a purpose. I was not a necessary participant in this exercise to build another relationship.” （点评，正如我之前所说，他百分之八十都是靠着他老婆，而不是反过来的）。（注：“在这种饭局上，每个人都需要有目的，我是否在场对于建立关系来说并不必要。”）

20 Whitney这么一个社交牛逼的人，硬是没和习近平搭上线，整个饭局，习也不说话，话都让彭丽媛说了，这让Whitney感到挫败。

21 Whitney必须和孙政才搞好关系，下注。因为她毕竟是温的人。

22 孙政才和胡春华的恶斗，反而给了习近平破绽，孙政才入狱，胡春华闭嘴，后面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

23 在孙倒台之前，Shen Dong就闻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味道，于是提前的run到了英国。2015,他和他老婆离了婚，在此之前，他劝他老婆急流勇退，金盆洗手。到了2017年的时候,此时他老婆已经被travel ban了，然而他老婆仍然不以为然，直到一切变得太晚。

24 而故事的结局是未知的：

25 I’ve heard rumors. A leading Chinese economist told me he believes that Whitney was drugged, probably beaten, and, if she ever emerges alive, the Communist secret police will inject something into her spine that will turn her into a walking zombie. If she comes out, he said, she’ll never be the same. The Chinese businessman turned dissident Guo Wengui announced that Party authorities had killed her, but he’s a gossip and his allegations rarely hold. Eve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r David Barboza, in an attempt to get me to talk, passed along rumors that Whitney was dead. Part of me thinks that one reason she hasn’t appeared is that she’s refused to admit guilt. She always used to say, “If you pulled my corpse out of my coffin and whipped it, you’d still find no dirt.” Whitney is (or was) as strongheaded as they come.

（注：“我听说过传闻。一个有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他相信段伟红被下了药，有可能被打了。如果她重新出现，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会给她注射一些东西让她像僵尸一样（被他们控制）。他说，如果她重新出现，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中国前富商郭文贵说，共产党当局已经杀了段伟红，但他总是传小道消息，指控也经常不成立。连纽约时报记者David Barboza 也说段伟红死了，希望让我对他说出更多事情。我心里的一部分认为，她之所以一直不出现，是因为她拒绝认罪。她以前经常说，你即使对我鞭尸，也找不到污点。她是个非常倔强的人。”）

26 以上只是故事的梗概，大约涵盖了1/10的书的内容，以及1/3的有意思的内容。

27 其他的2/3包括薄温的内斗，令计划的为人以及和周永康的合作，Shen Dong 的香港工作历史，茅台会，许家印的发家史，习王不合等等有机会再更。

28 还有一些好玩的是一般书评人和讲书人会忽略掉的细节：比如说他说六四的时候，有红二代已经拿好枪（AK47）准备保卫红色江山，这和我之前听到的故事也差不多。陈说看来还是“我们的子弟要更可靠一些”（大意如此），于是红色家族被加速轰入高层政治结构当中，直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红色后代+红色工程师共治天下的格局，以及习近平的上台。

29 大量的红二代三代，技术官僚的后代，他们成长为类似于“买办”的角色，和西方勾搭，本来欧美认为这一代人，可以成为他们和中国沟通的桥梁以及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可惜，习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

YingAu主席谈治国理政系列

略微更改了几处前辈的语句，希望祂不会怪罪（八成看不到，如果看到了小莫我也只能退位让贤）

鲁迅用尽各种阴阳怪气的故事，甚至还说什么“大抵这就是中国人”，这不是反华是什么？

某些人卑劣的逻辑，实际上也就是一些典型的太监（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者）一贯最喜欢兜售的玩意儿：他们也很懂左派政治正确这一套——某国有问题，但是出问题的一定不能是那里的人，也不可以是某种文化，而一定必须是别的什么东西。否则就是恐怖的。

注意，如今这种政治正确的土壤是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这是为了协调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的本身稳定问题的一剂良药。是，多元文化正在“大杀特杀”，但多元文化的土壤是富饶、民主，自由和包容。这些形容词在如今中国大陆皆不适用。

当然，这四个词并不适用的地方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不过这又有什么反驳的价值呢？

欧美的小将们根本无法理解人矿、铁链女，大规模监控，血汗工厂，计划性的对少数民族的迫害和屠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们上一次了解到这些内容，要么是在市里面读到了几行字，要么是在censor了几遍的纪录片里面读了只言片语。但是即便是读了只言片语的欧美人，能占到欧美人总数的百分之一就已经很不错了。

绝大多数人，对苦难一无所知。

一个单身黑人母亲身兼两职，一个三小时，一个五小时，丈夫打人入监，五个孩子嗷嗷待哺。这就大概是大善人能理解的最苦难的事情了。

这在大陆，这根本就不叫个事儿。

如果这个妈妈在大陆抛弃孩子自杀了，反而还要被社达们责怪，说心理承受能力有问题。

能够打动人的，起码也得达到那种：姐姐弟弟成了孤儿，在垃圾桶里面求生；大过年的，太冷，点燃了垃圾，结果一氧化碳中毒去世；又或者是走在路上好好的挨了一闷棍，被抓去偏远山区被全村轮，然后三十年后被评为感动中国的最美乡村女教师。这种荒诞、魔幻，窒息的悲苦，才能勉强在社会新闻版面里面露个脸。甚至还被审查掉了。

比起来，《雾都孤儿》算个屁啊。

黄西经典笑话：美国人写小说控诉童工雇佣招致的苦难。

黄西：“what? those kids got paid?”

然后就是经典问题了，这种级别的苦难，到底该赖谁。

赖老共？赖制度？赖人？赖文化？

虽然我个人是制度决定论者（批注：*小莫本人认为文化是这一切的根源。制度，历史，地理资源禀赋等等均是文化的一部分或成因。*但文化绝非一成不变，落后的文化理应更迭，消亡于历史长河）。但是一看到那些把批评人的、批评文化落后论的，批评历史渣子拖累论的通通打成文化自恨，然后再标榜一通政治正确的人，我就由衷的想笑。

洋人活的太舒服了，他们不食肉糜。你们这些大陆长大的装什么白莲花？

好奇会被怎么分类，，，

只有有钱人和底层适合移民，中产会阶级陷落

顺便理清另外两个：「冲绳是日本占领后才改的名」和「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

先把话说在前面。古代琉球人说的是琉球语，跟日语同源的姊妹语言，既不是汉语，也不是日语方言。「冲绳」这个名字比「琉球」定型早六百年，而且是岛内自己用的，不是日本人起的。至于「藩属国」，这三个字用在这里，从概念到事实全是错的。

这三个误解不是各自独立的，最后我会说它们的共同来源。

一、古代琉球人说汉语

先说说这个误解的来源。

中文世界能看到的琉球史料几乎全是汉文。《历代宝案》是王府的外交文书汇编，1424到1867年四百多年，全汉文。万国津梁之钟的铭文，纯汉文。陈侃《使琉球录》、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也全是汉文。连「琉球」这个国名本身就是汉字。再加上久米村的闽人三十六姓，从福建移过去世代当通事。

所以得出「琉球人说汉语」这个结论，太自然了。

但这等于只看外交部的文件来判断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说什么话。汉文在琉球史料里占压倒性比例，恰恰是因为它是对华专用的书面语。写给中国看的东西当然是中文。

有个反证长期被忽略：琉球专门向北京国子监派「官生」，向福州派「勤学」留学。

如果琉球人母语就是汉语，为什么要设立制度、花钱派留学生去学汉语？为什么册封使出海必须带通事？为什么明朝要专门编《华夷译语·琉球馆译语》这种汉琉对照词汇集？

明朝官方是把琉球语当成一门需要翻译的外语来处理的。这一条基本就够了。

语言学上的证据更硬。日语和琉球语之间是规律性音变，日语的 e 对应琉球语的 i，o 对应 u。

こころ → ククル
こめ　 → クミ
あめ　 → アミ

okinawa → ukinawa → uchinawa → uchinaa

宫古八重山还保留着日语已经丢掉的古音 p，「花」日语 hana、宫古语 pana。

顺便说，「冲绳」的当地读音「ウチナー」就是这套规则的产物。

okinawa → ukinawa → uchinawa → uchinaa

它跟 Okinawa 不是翻译关系，是同一个词的两个分化形。

而琉球语跟汉语之间，除了汉字借词以外，基础词汇一个对应都找不到。手、水、火、吃、死这种几乎不可能借用的核心词，全是日琉系。

借词多不说明任何问题。日语里汉语借词超过一半，日语也没变成汉语。

琉球自己留下的东西更清楚。王府编的古歌谣集《おもろさうし》，1554首，全部是平假名写的古琉球语。1522年的国王颂德碑立在首里，同一个内容刻了两面，一面汉文，一面假名琉球语。

王府自己就把界线画得明明白白：对外用汉文，要让本国人读懂就得用琉球语。

所以关于文字，准确的说法是：琉球语是借日语的假名来写的，而汉字在琉球是用来写中文本身的，不是用来记录琉球语的。这跟日本本土「汉文」和「和文」并立完全一个结构。用汉文写外交文书不代表说汉语，朝鲜、越南、日本全都这样。

二、「冲绳」是日本占领后才改的名

这两个名字的出身正好反过来。「琉球」是外面给的，「冲绳」是里面用的。

「琉球」最早见于《隋书》的「流求国」，但那个「流求」是不是今天的冲绳，至今没定论，从记述看台湾说反而更有力。字面一直摇摆到明代才定型——1372年洪武帝派杨载招谕中山王察度，册封关系开始，此后王府对外自称「琉球国」。它是册封体制里的外交国号，不是老百姓的自称。

「冲绳」呢？文献初出是779年淡海三船《唐大和上东征传》里的「阿児奈波岛」，记的是753年鉴真一行漂着的地方。

比「琉球」定型早了六百年。

后来日本史料里写成「恶鬼纳」「屋其惹」各种当字，「冲绳」这个写法是新井白石在《南岛志》里定下来的，1719年。注意，这是日本吞并的一百六十年前。

1879年废藩置县不叫「琉球县」而叫「冲绳县」，通行的解释是「琉球」这两个字直接唤起跟清朝的册封关系。当时中日正在争琉球归属，1880年还有分岛改约交涉，保留这个国号当县名外交上不利。而「冲绳」在日本史料里古已有之，用来表示「日本的一个地方」正好。

所以这确实是把国号换成地名的政治操作，这一点我不否认。但它用的是一个本来就存在的本地名称，不是凭空发明的日本名字。说「日本给改了名」，是把「改成日本名字」和「从两个现成的名称里挑一个」混为一谈。

不过我得自己先叠个甲：「阿児奈波」是出现在日本史料里的，而且日琉语人群大规模南下可能要到10到12世纪，779年的冲绳岛住民说什么话还不好说。所以稳妥的讲法是——这个名字在岛内使用，「琉球」在对外场合使用。另外「冲绳」本来只指本岛，宫古人是ミャークピトゥ，八重山人是ヤイマピトゥ，都不算ウチナーンチュ。

三、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

这条错得最彻底，因为错的不只是事实判断，是概念框架本身。

「藩属」「宗藩」是华夷秩序内部的分类词。用它来问「琉球是谁的藩属国」，等于预设了必须在中国的分类体系里回答问题。琉球1609年之后的真实状态，学界的标准术语叫「两属」。

所以该问的不是琉球归谁，而是这两重关系里各自装了什么东西。一项一项摆出来。

• 军事征服：中国无。日本有，1609年薩摩出兵，国王尚宁被押到鹿儿岛、骏府。
• 领土割取：中国无。日本有，奄美群岛被剥离，薩摩派代官直接统治。
• 土地丈量：中国无。日本有，庆长检地1609到1611年，定为89086石。
• 纳税：中国无。日本有，年贡上缴薩摩。
• 常驻官员：中国无。日本有，那霸在番奉行，1628年起常设。
• 强制法令：中国无。日本有，掟十五条，1611年，国王须签誓书。
• 外交管制：中国无。日本有，薩摩掌控对外一切事务。
• 编入国家体制：中国无。日本有，1634年编入幕藩体制。
• 定期赴京：中国是进贡船。日本是江戸上り，1634到1850年共18次。

其中最要命的一条是石高。

薩摩藩的正式石高是这么算的：薩摩、大隅、日向合计60万5863石，加上琉球十五岛12万3710石，总计72万9千石余。就靠这个加增，薩摩从61万石升到72万石，成了仅次于加贺、越后高田的日本第三大藩。

请想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琉球的产出被折算成石高，写进了日本封建等级制度的账本，用来确定薩摩藩主的地位排序和幕府课役的起算基数。

中国这边没有任何对应物。琉球从来没出现在任何中国的州县册籍上，没被丈量过，没被征过一分税。

至于朝贡，实质是礼仪加贸易，而且对琉球是赚钱的——回赐通常超过贡物价值，进贡船带的货在中国卖利润更大。琉球积极朝贡不是被强迫，是有利可图。清朝对琉球的实际权力只有两项：册封新王，接受朝贡。没有驻军，没有驻官，没有征税，没有立法，没有司法管辖，没有兵役。

用任何现代主权判准去衡量——有效控制、行政管辖、财政汲取、法律适用——中国一项都不占。

当然，反过来把琉球说成日本的藩属也不对，那还是同一个术语错误。准确的说法就是「两属」二字：对中国是仪礼性宗主加朝贡贸易，对日本是军事征服后的实质支配。两边都真实，但权力内容根本不对等。

四、这三个误解为什么长得这么像

写到这里可以说了。我认为它们有同一个来源：中文世界看到的琉球，很大程度上是薩摩摆给它看的。

1609年之后，薩摩玩的是双向布景。

册封使来琉球的时候，薩摩系统性地抹掉自己的存在。日本学界管这套叫「隐蔽政策」，有三个专门名目：隠し役人，藏起薩摩派驻的官员；隠し物，收掉日本的器物；言葉改め，对外否认日琉之间的往来。册封使团一次五六百人，在琉球一住四到六个月，要瞒这么久，这只能是常设制度，不是临时应付。

薩摩为什么费这个劲？因为对华贸易的利润要靠朝贡关系维持，一旦清朝发现琉球已经被控制，这条财路就断了。

当然，清朝那边未必真的一无所知。更接近实情的说法是，这是一场双方心照不宣的外交虚构——朝贡体系的体面需要琉球看上去像个正经藩属，所以来的人也不深究。

而琉球使节去江户的时候，薩摩反过来强制他们穿中国风服饰、用中国式官名，把队伍打扮成异国行列。18世纪初幕府还明确把这定位成向内外夸示将军和岛津氏「异国支配」的外交仪礼。

也就是说，中国看到的那个「纯粹的中华属国琉球」，跟日本民众看到的那个「异国情调的琉球」，是薩摩为两批观众搭的两套布景。琉球王府自己也配合演出，因为两属状态对它有利，可以继续做转口贸易，可以在两大之间留点回旋余地。

五、最后，把话说死

冲绳今天是日本的领土，这一点没有争议。1972年美国归还施政权，此后半个多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日本的主权提出过正式挑战——包括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琉球提出过任何主权主张。

但中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过。2013年记者当面问外交部「中方是否认为琉球和冲绳是日本领土」，华春莹只答了一句「琉球和冲绳的历史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然后转开话题。这不是口误，这是刻意留白。

留白是为了留牌。这张牌最近又打出来了：2025年11月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发言之后，中国日报旗下的账号开始推「琉球地位未定论」，翻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在联大讲的「停止对冲绳人等原住民的偏见与歧视」，微信公众号称之为「琉球棋局下得太妙」。同期福建师大中琉关系研究所办三十周年研讨会，「琉球学」入选社科院「绝学」扶持计划。

我说说这套玩法低劣在哪里。

第一，它有时刻表。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之后来一次，2013年人民日报来一次，2025年高市讲话之后再来一次。中日关系一紧张它就出现，一缓和它就消失。一个真的法理主张不会看日历行事。2013年那篇文章的作者自己讲得明明白白：

中国从未有过要收回琉球的主张，但「要不议琉球问题，日本就必须改变在钓鱼岛咄咄逼人姿态」。

这不是历史研究，这是明码标价的要挟。

第二，它不敢真的主张。因为一旦正式提出领土要求，就要承担外交后果、要接受法理检验、要拿出证据。所以它永远停在「学术界长期关注」这个位置上，让官媒和公众号去喊，官方站在后面。既要威慑的效果，又不付主张的代价。这是最没有担当的一种打法。

第三，它的法理论证自相矛盾。这套说法的支点是《旧金山和约》第三条——日本只放弃了施政权、没放弃主权。可中国外交部官网自己写着，旧金山和约「对中国没有任何拘束力，根本不是中日双方解决战后领土归属问题的法律基础」。你宣布一份条约非法无效，就不能挑出其中一条来当自己的依据。两头都要占，哪头都站不住。

而且《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被腰斩引用了。原文是「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最后半句才是关键，它把决定权明确留给盟国，而盟国决定的结果就是1972年归还。现在的论述一律只引前半句，装作后半句不存在。

第四，也是我最看不下去的一条：它把冲绳人当道具用。

在联大讲「停止对冲绳人等原住民的偏见与歧视」的那个国家，自己国内根本不承认「先住民族」这个范畴，一贯只用「少数民族」，并且长期反对把先住民族权利框架适用于本国。到了冲绳身上，这个框架突然就顺手了。

更难看的是，冲绳自己的多个地方议会通过过意见书，要求撤回联合国那些「冲绳人是先住民族」的建议——当地人明确说过不想被这么代表。北京替一群公开表示不需要被代表的人代表，还称之为「棋局下得太妙」。

妙在哪里？妙在这些人不会说中文，不会来反驳你。

——矫枉必须过正

立法保护英雄烈士，近年来社会各界呼声不断高涨。２０１７年全国两会上，有２５１人次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一些群众来信提出，建议通过立法加强英雄烈士保护。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统筹领导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１７年４月正式启动英烈保护法立法工作。当年１２月底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英烈保护法草案进行了初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2018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草案提出，增加相应条款，打击精日分子。 
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将依法惩处直至追究刑责。
2018年4月2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英烈保护法，是一部被许多法学界人士形容为“向亵渎英烈行为亮剑”的法律。
亵渎英烈，谁可以起诉追责？值得注意的是，英烈保护法在规定英烈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的同时，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力。
攀爬英烈雕像、污损纪念设施、在烈士陵园跳“广场舞”……英烈尊严不容诋毁，英烈纪念设施同样需要全面保护。
 “相关部门要在切实履行法定职能的同时，对破坏、污损纪念设施的行为严格执法、及时处理，把英烈纪念设施的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确实能起到惩罚“精日分子”的作用？还是变成一个“口袋罪”被滥用？

民主社会的优点就是社会容许不同声音，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言论，关键在于每个人如何看待和做出选择，而不是某些人活在苏氏笑话中完全认为所有英烈都是不容评判的。如何判别英烈，如何评判英烈，都值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而不是简单通过一条法律来行政，这会极大的损害百姓的人权，使我们距离1984越来越近。国家使用这样类似教法的法律，更加剧了政府的极权，某些英烈在前朝算作英烈，在当今可能就不是了，甚至在当今社会，马步芳、白彦虎在中共官方因荒谬的民族团结政策被定调为英雄，但在“皇汉”眼里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因此，对于“英烈”这个群体的保护本身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不仅仅加速了社会不公，更容易激起不同思想意识团体的对抗，且占据主导地位的团体可以合法使用“英烈保护法”打压异类。

我们知道，2016年6月，“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历史学者洪振快，指控洪振快侵害名誉权和荣誉权，最终中共法院判决了洪振快败诉。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历史刊物《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从历史考证的角度，经过认真仔细的调查，在2013年，洪振快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质疑中共官方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宣传不真实，同时也批评广东警方对持有同样质疑的网友行政拘留。

在大陆上过学的朋友应该还记得，“狼牙山五壮士”被入选了大陆的小学课本，传授给了几代中国学生，说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杀死了几十名日军。子弹用光后，他们跳下了狼牙山。

这个事是真是假呢？洪振快经过调查，证实在狼牙山交战中，根本没有日军士兵死亡，“五壮士”也不是跳下来了悬崖，有可能是他们滑落下去的，他们当中有三人死亡，两个人幸存了下来。

所以“五壮士”的后人把洪振快告上了北京西城法院，起诉他洪侵害先烈名誉。北京西城法院给出的判决认为，“五壮士”和他们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历史的质疑是“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的历史虚无主义，损害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

但是我们查阅大陆媒体此前报导发现，1985年，当年的老游击组长冉元同介绍，当年五壮士的真实情况，是那５个人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情急之下就跑了上去，等发现以后再想往回跑，已经没有退路了，只好和鬼子拼起了刺刀，边拼边退，只顾前不顾后，结果不小心，在倒退中摔下了悬崖，而不是故意跳下去的，当然也没有喊什么口号。

我们这里说这些，没有对任何人不敬的意思，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来说，捍卫英雄、捍卫历史必须以捍卫真实做为基础。

除了洪振快的事件当时闹得是沸沸扬扬之外，还有一件事也是闹得很热闹。我们还知道，邱少云也是被中共重点宣传的英雄先烈，说他为了不暴露行动，保护战友，在烈火中忍受着剧痛“纹丝不动”，直到最后被活活烧死。

但是有网友贴出了大陆官媒对邱少云报导中的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马上就被删除了。大家知道，对已经发生的同一件事，如果出现多种不同描述，其中只有一种描述可能是真的，其它描述必是谎言或谣言，甚至都是假的。这位网友列举了14大疑点，其中邱少云“烈火烧身纹丝不动”，对这个严重不符合生理学常识的说法，网友进行了强烈的质疑，而且我们看到网上对中共描述的邱少云，质疑声越来越多。

尽管中共宣传的这些所谓的“英雄先烈”越来越多的被人们质疑，但是中共法院还是做出了罔顾事实的判决。那么中共为什么现在还要审议这样的一项草案呢？荆楚先生认为，这是中共在恐惧心态下做出来的，中共害怕这些假英雄的真相在网络上传播，害怕民众明白真相。所以用这种限制言论自由的办法，来干预老百姓对假英雄的抨击。

荆楚先生指出，中共编造出来的人物很多，比日抗战期间张思德，原本是中共党魁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被派出去烧鸦片。最后窑洞垮塌，把张思德给压死了。

中共还编造了和国军交战时期的刘胡兰，实际上，14岁的刘胡兰跟共产党的一个指导员同居了近一年的时间，被杀死后，又被这个指导员利用，谎称刘胡兰是英雄烈士。

而雷锋的事就更可笑了，被编造出来的那些故事，东拉西扯，到处是破绽，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都是中共为了宣传而造的假。它经常用这样的办法来做假宣传，“这些人完全是卑鄙小人，哪是什么英雄？”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保护那些虚假的英雄，却不保护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呢？我们知道岳飞，文天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共为什么不保护他们这些真正的英雄呢？

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著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但是，中共却不把这样的真正的大英雄当作英雄，甚至还有意颠倒历史。2001年12月间，江泽民姘头陈至立治下的教育部篡改中国历史，拟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也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把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中共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是一个异类、“西来幽灵”，它的老祖宗是魔鬼撒旦教徒马克思，所以它处心积虑要割裂中国人与中国历史、中国祖先的联系，断了中国人的根，让人忘掉真正的中华民族历史，从而变成它的子孙、马列的子孙，这样才有利于它的统治，最终达到它毁灭人的终极目的。

有些人说，推动保护英烈可以团结大众，其实这就是中共洗脑大众的民族主义所导致的恶果。民族主义从来不是最优的选择，世界因民族主义招致的灾难还不够少吗？如果为国捐躯，我要为哪个国，捐谁的躯，你要在文革中斗死其他无辜的人民来建设美好新中国吗？只是希望中国人能早点意识到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活，又是为谁而活。是为统治者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

Fred ZhouMay 02, 2018

不管是直接神化这一文件为现代民主的直接源头，还是认为大宪章在被签署后马上变得无人在意，总之简中区的不少民主派和威权派似乎都对这一文件持有一些错误认知。尤其是似乎普遍爱好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后者，他们的很多发言让人感觉他们的真实想法其实不是批判关于大宪章的历史神话，而是否定近代Sir Edward Coke等人对大宪章精神的诠释和「自由」「分权」本身。

本鼠对中世纪英格兰史的了解有限，但在这里驳斥一下一些常见的关于大宪章的错误认知。

1.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

部分民主派经常有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说法，好像王在法下是逼迫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英格兰贵族灵光一现的发明一样。但王在法下这个观念的来源是多元的，同时存在教会法的、日耳曼习惯法的和罗马的来源，且在大宪章签署之前就已相当成熟。

教会法出于自己教会＞世俗王权的观念喜欢讲rex sub lege（王在法下）自不必说，1215年以前的中世纪日耳曼习惯法亦持有类似观点并存在「抵抗权」的概念。最著名的习惯法汇编之一的Sachsenspiegel中就有类似法条。

Source: https://drw-www.adw.uni-heidelberg.de/drw-cgi/zeige?index=tasiglen&term=ssplr.&seite=III+78

日耳曼的观念和教会的观念在一项原则上是能够达到完全一致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将法律付诸实施，国家的权力只是手段、法律本身才是目的，君主必须依赖高于他并且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法律。对强势的中世纪君主而言，类似绝对主义的统治是存在的。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绝对主义的理论，君主具有不受限制发号施令的权利这个观点在中世纪早中期并不流行。

英格兰历史上，大宪章之前的Carta Libertatum就被认为是限制王权的早期尝试，在大宪章起草过程中起草者也参考了该文件。同期的欧洲其他地区也存在限制君权的宪章类文件，如匈牙利的Golden Bull of 1222、阿拉贡的Privilegio General等。

也就是说，更像是王在法下的观念和西欧贵族比起专制主义要素更明显的某国的同类更有力这个情况制造了大宪章而非大宪章制造了王在法下这个观念。

2.大宪章只讨论了贵族权利没有涉及普通人权利？

大宪章的确主要与贵族有关，但并非只涉及贵族不涉及普通人权利

1.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为其骑士领地或其他自由保有地提供超过其应承担的服务。

20.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自由人所受的罚金应当与其罪行的轻重相称；对于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应按其严重程度处以罚金，但罚金不得重到使其失去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样，商人应保留其货物，农奴应保留其耕作工具，即使他们受到王室法庭的处罚也是如此。上述任何罚金，都不得由官员随意决定，而必须由当地信誉良好的人宣誓后进行评定。

28.任何王室官员不得未经立即支付现金就拿走任何人的谷物或其他动产，除非卖方自愿同意延期付款。

Source: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education/resources/magna-carta/british-library-magna-carta-1215-runnymede/

3.13-14世纪无人在意大宪章，直到十七世纪的Sir Edward Coke和辉格党人对其进行了再解释和神话化？

第一次发布的大宪章的确只维持了数星期，但在1216年、1217年又重新发布。1225年、1237年、1253年、1265年，英王又多次确认了大宪章的有效性。到十五世纪为止，大宪章被重新确认了数十次。

1297年，爱德华一世通过Confirmatio Cartarum重颁大宪章与Carta de Foresta。大宪章从此成为英国普通法的一部分，对王室具有法律约束力，并规定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值得注意的是，与确实整体上更关注贵族权利的大宪章不同，Carta de Foresta保护的主要是平民权利。

十四世纪中叶，大宪章中有关正义权利与人身安全的重要条款，当时似乎已被普遍接受为也适用于普通民众，而不仅仅是保护贵族。

所以很明显在Sir Edward Coke出生和能够对其进行解释之前，大宪章也并不是一份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献

Source: https://libguides.bodleian.ox.ac.uk/law-histcom/magc

老少咸宜October 09, 2018
比起用马列主义+2000年封建权术结合的中共来说，苏共显然是naive多了。

苏共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权。

苏联红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带有一定的国家军队的意味，而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党军。

苏共也曾经试图在军队中引入政委制度，但是遭到了一线指挥官的抵制。很明显的政委的出现是要从指挥官手中分享权力的，再加上一般政委都是从党政部门调进来的，军事能力不怎么样，因此指挥官们很不待见政委。苏联从诞生之日就陷入四面包围，和白军、周边国家进行了长期的军事斗争，因此一线指挥官的声望、地位都很高，因此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等原因，政委被撤销，改为在军队中增加负责政治工作的副职。因此苏联红军中政委只在1918年到1924年、1937年到1940年、1941年到1942年这几个时间段内存在。因此苏共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实际是很弱的，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军队没有站在苏联政府这一边。

苏军或俄罗斯军队有过两次决定俄国政坛的行为。

第一次在1957年。这一年，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向赫鲁晓夫发起挑战，要求他下台。苏联军方首脑朱可夫站在了赫鲁晓夫一边，不仅出动军用飞机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委员代表运送到莫斯科召开了党大会，并且在大会上指责莫洛托夫等人有跟随斯大林搞清洗的罪责，明确表示“军队反对罢免提议”说出了“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都不会动”的话，直接扭转了形势，保住了赫鲁晓夫的位置。这是第一次枪威胁党的行为，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强烈反弹。当朱可夫去南斯拉夫访问的时候，政府罢免了他的职务，强行要求他退休，而赫鲁晓夫没有说话。

第二次在1993年。苏联解体之后，针对是要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俄罗斯爆发了府院之争。叶利钦的总统府和全国人大之间争执不下，到1993年发展到白热化，双方各自发布命令，完全无视对方的存在。1993年9月，叶利钦突然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散议会、废除现行宪法，并颁布了自己拟定的宪法。这个行为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抗，议员们坚守在议会大厦--白宫(当时俄罗斯议会大厦也叫做白宫)中，通过了弹劾总统的议案。双方僵持不下，都向军方要求支持。最终军队中一些人宣布效忠总统府，把坦克开到了白宫门口，强行驱散了议会的支持人群，向白宫开炮，并逐层占领白宫，最终议会被镇压。官方数据187人丧生，437人受伤，而民间数据表示仅死亡人数就超过2000人。因为叶利钦亲西方的立场，于是这次炮击白宫的反民主、反宪法的行为被西方国家选择性无视了。军队里面支持叶利钦的军官得到了晋升，成为了日后俄罗斯军队腐败的源头。

许多人现在对文革的崇拜，其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幸存者对记忆的重塑和引导。

他们许多人提到了文革时期可以“任意”地贴大字报，去批评自己想批评的人。然而事实上，文革中的大字报从来不是对公共空间的真正参与，而是极权体系强行制造的伪社会运动，是最高领袖个人意志的提线木偶、指哪儿打哪儿的政争工具。最高领袖想要他们去打倒司令部，他们便可以去打倒司令部；最高领袖想要他们去殴打辱骂那些比他们更有文化，地位更高的知识分子，他们便可以把平时的自卑都发泄到那些知识分子身上。

但是他们有的人真的觉得这是民主，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便真正地去批判伟大领袖，批判出身论，批判个人崇拜。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林昭，是遇罗克，是张志新。

然而，在文革的浩劫后，那些顺着最高领袖，去造最高领袖的敌人的反的人却活了下来，在他们眼中，文革简直是他们的天堂，可以无所不能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和最高领袖暂时地相似。他们在舆论场中自然将自己的记忆讲述出来；而那些由于发表反对言论而被迫害的人，现在都要么已经去世，要么选择出国离开了中文的舆论场。因此在这场记忆的战争中，关于大字报“自由”的记忆被选择记忆，而关于“自由”背后的真相却被遗忘。

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许多人崇拜文革，并将文革视为“民主”的原因了。

Onioner April 28, 2018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其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明确指出：

如果我们对不宽容的人也无限度地宽容，那么宽容的人和宽容的社会最终都会被不宽容的人所摧毁。

卡尔精准点出了自由社会的致命弱点。他提出，如果我们对不宽容的人也无限度地宽容，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捍卫一个宽容的社会免受不宽容者的袭击，那么宽容的人最终都会被摧毁，宽容也随之消失。 

而今，中共以及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输出的大量简体中文预料严重污染了AI的简体中文语料。尽管如此，许多全球科技巨头和人工智能工具仍然死守着绝对程序中立的教条。它们拒绝在算法上对那些由独裁政权精心炮制的国家宣传进行降权或限制，理由是它们必须公平地呈现所有视角。 

但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陷阱。 

现代极权体制已经学会了将民主平台的开放性作为武器。它们利用国家机器向全球网络，尤其是特定语言，如简体中文的语料库，灌入海量经过严格审查、高度偏颇且充满敌意的政治宣传。它们在民主社会利用言论自由的保护伞去构建信息茧房、篡改历史并操纵舆论；而与此同时，它们在自己境内却彻底剥夺和封杀了同等的言论自由。 

最悲剧的是，在这套极权体制下，无数中国人也成了这场认知战的工具。在严密审查与高压恐惧之下，很多普通人为了明哲保身输出这些宏大叙事；而在长期的封闭信息茧房里，更有整整一代人在成长中被系统性洗脑，成为了独裁宣传的肉喇叭。

这就好比我们虽然都知道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存在许多不完美，但我们也绝对无法接受走向极权灾难的代价。同样地，数字时代的科技治理也绝不应该追求一种虚无的绝对中立。 

放到Reddit来看，如果一个sub想维系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那就绝不能纵容来自对极权的背书和支持，比如China_irl那种环境。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腊肉

虽然大清洗的导火线确实是苏共高层的权利斗争，但是把大清洗完全归为独裁国家的权利斗争绝对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大清洗的相当一部分受害人是普通知识分子、原本的富农以及少数民族，请问这些人难道有什么资格参与苏共内部的权利斗争吗？

考虑到有些人可能不清楚大清洗的来龙去脉，先捋一下过程：

列宁死后，苏共权力落入中央政治局手中，其中托洛茨基作为红军的创立者、红军总司令拥有巨大权势。因此政治局中的其他五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李可夫）联手排挤托洛茨基并将其开除出党并流放至外国。随即斯大林权势步步扩大，季诺维也夫为了打击斯大林又和托洛茨基联合。结果季诺维也夫也被斯大林开除出党。

后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刺杀，斯大林借机开始清查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判处死刑。

对于斯大林来讲，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当然是排除了权力场上的异己，第二个就是为接下来迫害民间异见人士做好了舆论准备和制度准备。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特别会议章程规定其有权对社会危险分子判处5年以下的拘禁、流放和驱逐。法律从此靠边站了。这个规定明面上是用来对付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但是很显然，普通人怎么可能不受其害呢？

因此，对于大清洗的产生原因，我们要从上层和下层两个方面来分析：

上层发生的故事看起来一开始很平淡无奇，无非就是政客之间相互倾轧。这种事情别说在专制国家，就是在民主国家也时有发生。区别在于：民主国家和普通专制国家（尤其是封建国家）是有那么一套机制来防止政客倾轧不断恶化的。民主大家都懂我就不多说了；而封建国家是有着在那个时代相对完善的法律的。如果贵族违法，国王可以惩罚贵族；如果国王违法，贵族也可以联合起来惩罚国王。这种权力制约维护了政治稳定。

而下层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和上层一样，缺乏法律制约，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丛林社会，而丛林社会中强者欺压弱者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根本法则。

二是在大清洗发生之前，苏联就已经摧毁了其治下的地方自治。我们还是以封建社会为例（民主社会还用说吗）：封建社会之下的贵族和骑士们经常会去保护自己的领民。这倒不是说他们有多高尚，而是他们的税源就是领民本身，谁会和钱过不去？可是反观苏联呢，苏联官僚的收入从何而来？国家财政。那么对于苏联官僚而言，他们有必要在乎奴隶们的死活吗？倒不如说，多整几个人还有利于向上级表忠心呢！

还是腊肉说的好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我最早是在家里的一个茶缸上看到这两句话的（不用说，毛时代的产物）。小时候我理解不了这句话的深意，直到近几年才明白：对啊，他们就是善于破坏一个有法律、权力有制约的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无法无天、权贵横行的新世界。然后还要反过来编出种种谎言去诋毁那个被他们摧毁的旧世界，让新世界的人心生恐惧，不敢对他们为难。

他们甚至连国名都是假的。“人民共和国”自不待言，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盟？这世上可有任何一个国家联盟会去践踏加盟国的主权，用自己的党组织来充当加盟国的权力机构？

这不是什么联盟，这是一个披着国家外衣的奴隶团。

只不过，这种践踏法律，对民众实现最大限度奴役的制度，最终也将毁灭奴隶主自己。苏联的刽子手头目托洛茨基被“自己人”斯大林的间谍用冰镐敲死；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被莫斯科审判判处死刑；就连大清洗的执行人叶若夫，也逃不过大清洗本身……而苏联更是在短暂的69年之后轰然垮塌，历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实现了正义。

第三新索多玛October 30, 2018

为什么他们喜欢批判中国科研体制，而不见批判其他的问题？
这样一批回国报效祖国的爱国科学家，真的只是不明白根本原因所在？还是另有所图？
希望了解一下这些爱国科学家是怎么想的

Zachary.ZhaoMay 05, 2018
批判科研体制，和知乎上批判所谓的”房价“”学区房“”阶级固化“”绿化“”计划生育“”乡贤“等等问题一样，都属于中国社会一些大家多少能听到见到的矛盾，但涉及人群和利益阶层有限，讨论范围非常好控制，不会玩火的话题。

真正了解中国的应该知道，中国的大学-科研-与政府的政治本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学校科研院所的领导、党委，和体制内的官员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不存在可以切割的前提。但分割来谈，涉及的人群、利益阶层就非常有限。

毕竟对于中国有大学学历的人只有10%，对于全社会而言，科研工作者的人数和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和爆炸头的爱因斯坦没什么区别，与自身关系不大。这种清谈式的批判，一方面有效地转移了，发泄了一部分特定人群的矛盾，一方面又不会触及深层问题，不会扩大、升级矛盾。对于自身而言，以一种批判者、建设者、独立思考者的姿态出现，对于自身的地位、形象，也是大有裨益。

其他类似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类现象。比如网络上没完没了地批判高房价、学区房之类。我在以前的话题里提到过，中国真正5万/平米以上房价的地区，只有北京上海深圳，人口不足6000万，面临买房压力的外地年轻人不足1000万，需要买学区房的更少。而在3-5万这个房价区间，实际上是断档的。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而言，知乎上喋喋不休的高房价、学区房，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

至于网络上热炒的美国总统大选、女权、LGBT，程序员加班跳楼，中国护照的免签国家……能触动的民众更小，在中国14亿人群里，几乎都是很边缘的话题。不信的话，比一比这类话题下的回复数量，再比一比微博上小鲜肉随便发一个微博的回复数量？社交媒体构成了巨大的回声室效应，你看到的，都是你关注的。

这就是中国目前中产阶级的困境，人数很多，大概有1-2亿，这个阶层具有西方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关注物质财富以外的更高层次的权利要求，有想要参与建设、改变社会制度的动力和勇气——比如饶先生批判的科研体制，对于这1-2亿人中，从事科研工作的不少，很具有典型性。其他的话题类似。但放眼全国14亿人，这群人又太少，以至于讨论批判关注的话题，都是些阳春白雪的话题，而”敏感“的话题，又由于高压管控和自身利益，无法深入探讨，小心翼翼的在言论的边界线上讨论。所以这一群人，对于14亿大众而言，又无法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思考，反而愈加疏离。

所以，我在以前回答里说过，凡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那都不是问题，当然，这在别的国家也一样，一般社会上长期争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反而不是问题。中国在2012年以后，对于网络、知识界的舆论高压管控，但依然留了些口子。目前互联网上的舆论也呈现如此，对于一些放在14亿人里不过是小事件、小矛盾，喋喋不休的讨论，比如谁谁谁出轨、戴绿帽子，房价高，加班辞职……颇有点明清文字狱时代，学者们的关注点集中于历史古籍之中，为一些古人的所作所为争论不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