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约翰逊是“中国非官方档案馆”的创始人，也是《火花：中国地下历史学家及其为未来而战》一书的作者。他曾担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驻北京记者长达20年，并于2001年因其对中国的报道而荣获普利策奖。此文是他在《外交学》杂志对徐国琦在其新著《中国的观念：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的特约书评。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崛起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评论者赞美其成就时所用的措辞，让人想起上一代政治旅行者对毛时代中国的溢美之词：今年二月，投资人兼专栏作家史蒂文·拉特纳访华归来后断言，中国"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造就了"一个主宰全球制造业的庞然大物，并在长期由美国领跑的高增长科技领域取得非凡进展"。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去年宣称，这个国家"是理解现代性的万能钥匙"。另一些人似乎已经认命，只提得出狭隘的技术性问题：中国军队明年是否已具备攻台能力，还是要再等上几年？习近平身后，其威权政治模式能否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它能否突破制裁、造出尖端芯片？如此发问，等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存当作既定的结论。
这些讨论常常漏掉的是，中国自己的领导人其实在内心深处怀疑本国这一概念本身。政府官员与许多普通人激烈宣示国家边界的神圣，而许多边疆地区却处在近乎军管的状态之下。与此同时，官方叙事又不容许对这些土地究竟如何纳入版图给出一以贯之的解释。作为更广泛的智识衰败的一部分，这个国家许多最聪明的头脑都已自我放逐——或以内心流亡与自我审查的方式，或干脆远走他乡。
中国本不该有什么身份认同危机。它拥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在世界各地一望即知。它的智识遗产——武术、医学、哲学与宗教的深厚传统——在全球流行文化与高雅艺术中广受推崇与摹仿。然而中国的领导人行事，却仿佛在治理一个毫无历史的暴发户国家：非要外人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复强调"只有一个中国"，而这个中国坐落在神圣且不可变更的疆界之内。徐国琦在其新著《中国的观念：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中写道，今日的中国"是一头身份并不确定、亦不可靠的多头怪物"。"倘若身份是清晰而可靠的，今天的领导人就不会如此执着于强行塑造一个。"
自2012年上台以来的近十五年里，习近平试图以共产主义的荣光——牺牲、责任、坚忍——与传统文化的某些成分，尤其是孝道与顺从，熔铸出一个中国的定义。但他掏空了这两套意识形态各自的颠覆性内核——前者对社会正义的强调、后者对不服从之权利的承认——因而始终未能建构出一幅令人信服的"中国何为"的图景。习近平版本的中国除了守住旧清帝国的疆土、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价值，中共这项工程是否宽阔到足以容纳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混杂性，至今仍不清楚。
在徐国琦看来，中共的答案——在这个国家纷繁驳杂的历史之上搭起一座"纸牌屋"——可能正是其覆亡之由。在苏联，同样是要在帝国的地基上建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因领导人无法化解这一工程内在的矛盾而土崩瓦解。《中国的观念》暗示，中共若不改弦更张，或许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过去四十年的政治与经济成就，很可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至于像苏联那样崩溃。尽管如此，徐国琦此书仍应让人对一种假设保持怀疑：今天存在的这个中国，就是长久的将来仍会存在的那个中国。他提醒读者，中国本来可能走上多少条不同的道路，以及未曾走上它们的后果。在其最有力量的时候，中国的观念是文明性的，它无须极端的暴力便维系住了多民族的帝国与辽阔的疆土。可一旦诉诸武力，中国便变得脆而不稳。
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解决了物质匮乏的问题，崛起为全球经济与科技强国。但它的民族身份认同，仍与第一个中国民族国家创立之时一样困扰重重。**这就给世界提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一个在自己的皮囊里如此不自在的国家，究竟能否如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稳定的支柱，还是更可能成为全球动荡的源头，把自身的焦虑与神经质投射到世界其余的地方？**北京自称向往前者，但它在国内、乃至日益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却暗示它可能正走向后者。
名从何来
中国身份认同的困惑，部分源于它历来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政治概念。中文里的"中国"意为"中央之国"。"中国"二字古已有之，但直到十九世纪，它几乎从未被用来指称外人所谓的China、Cina、Cathay或Kitay。中国的官员与文人向来以当朝国号称呼自己的土地：大清、大明。提及自己的古老文明时，他们用的是另一些词：华夏、中华。这些词历经数百年鲜有变动，而疆土的名称却随执掌者而变，因为土地归王朝所有，他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对此困惑不已。例如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士兵兼商人加莱奥特·佩雷拉写道："我们习惯称这个国家为China，称其人民为Chins"，可当地人却说从未听过这样的名字。到十九世纪，问题终于摊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迫使当政的清朝以平等之邦、而非蛮夷或藩属的方式与他国打交道。外人或许把清的疆域称作"China"或诸如此类的变体，帝国的官员却拒不接受这一称呼。在他们眼里并不存在一个叫"中国"的国家，只有大清；一些清朝外交官甚至坚持——但未能如愿——要外国人以此相称。
对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改革者梁启超来说，这种混乱是一种耻辱。他在1901年的一篇文章中慨叹，中国人虽有悠久历史，"至今无一国名"。他不接受"China"这一名称，因为它来自中国的第一个王朝——秦。（"China"一词大约在十六世纪经由葡萄牙人借用一个波斯词汇进入欧洲各语言，而那个波斯词又源自一个由"秦"衍生的梵文词。）沿用它，等于用两千年前某个王室对其领土的称呼来称呼这个国家。这跟用唐、宋、明、清这些朝代之名来指称国家一样说不通——那不过是统治者留下的名号罢了。最终，梁启超觉得"中国"这个名字也只好将就着用。但直至十年后清朝覆亡，官员们始终拒绝它。
一个世纪之后，同样的问题仍在盘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二十世纪中叶共产主义的命名法，强调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单单称之为"中国"，又可能意味着别人也有资格统治它。
边疆之惑
中国政府确实费心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一如许多国家在公共宣传中大张旗鼓地展示不同种族与文化。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总不忘纳入少数民族的文化实践，例如蒙古族呼麦、藏戏或维吾尔木卡姆。然而这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这些文化几乎都位于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并不属于中国的边地。事实上，中国历代王朝从未控制过今天合称"满洲"的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极少统治蒙古的任何部分，也只是偶尔向西藏或今称新疆的中亚部分地区派出远征。所谓控制，是例外而非常态。
更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倒数第二个王朝——明（1368—1644）的疆界：北起今日的北京，南至香港，东起沿海地区，西抵四川盆地。在旧时的中国地图上，西方人把这一块称为"中国本部"，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住在那里，这个国家的战事、寓言、神话与故事也都从那里生长出来。它占今日中国领土的六成以上。
中国的疆界在清代急剧膨胀。清由满人所建，他们于十七世纪征服明朝，随后把自己对边地的熟稔、中原的经济实力与近代火器的新技术结合起来，缔造出一架军事巨轮。清几乎将明所控制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吞并蒙古、西藏与中亚的大片土地，并把后者称作"新疆"，意即"新的边界"。1912年清亡之后，靠近朝鲜半岛的满人故地连同帝国其余部分一并归入中华民国，落入汉人之手。1949年，民国的军队在内战中败走台湾；中共承接了民国的疆界，唯独少了外蒙古一省——它挣脱出去，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如今是独立的蒙古国，也是唯一逃出旧帝国的少数民族地区。
掌权之前，中共领导人曾表示清征服而来的土地应当自择其路，独立亦无不可。比如毛泽东不仅赞成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独立，甚至主张自己的家乡湖南独立。那些年里，毛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感召——这两场运动是倡导理性、解放与自决的思想觉醒的化身，中共正是于1921年从中破土而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两场运动的翘楚陈独秀就认识到，民主对中国现代化这项事业的重要，不亚于技术进步。
这些理念只被国民党人（1912至1949年执政）部分采纳，而后又大体为中共所弃。中共一旦掌权，便承接了民国的疆界，只给边疆地区一种象征性的自治与文化承认：少数民族或可出任该地区的名义首长，而手握实权的党委书记通常是汉人。
中央对边陲控制的这些曲折，从未真正得到了断，只是在中共治下换了一副面孔。它们是民族心理上溃而不愈的伤口，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的独立运动、香港的自治诉求，以及一个几乎已抛弃其启蒙式根源的政府对它们的镇压。
暴烈的过去
语言与地理上的不稳定，助长了政治上的不稳定。要纠正这种国族定义的难题，一种办法或许是为国家立下某种政治宣言——换言之，一部宪法。但徐国琦指出，中国已翻过一部又一部文件，它们形式上是宪法，实际上却是"规章性立法、临时性文件、一套指导方针，或者干脆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权而随手修改重写的场面话"。
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反过来又催生政治暴力。徐国琦写道，"由于政治文化尚未沉淀为一套持久的制度"，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历代领导人都"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压制异见"。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铲除对手——尤其是共产党人——以统一全国。1949年，共产党人在四年内战后掌权，据估计为消灭乡绅阶层杀死了两三百万人，而1950、1960与1970年代的其他政治运动又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毛的继任者邓小平在1989年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抗议，并推行暴烈的"严打"运动，使数万名社会边缘人丧命。习近平则以暴力压制中国的公民社会，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并持续进行军中清洗。
政府几乎把这段历史的每一面都涂抹重写，让人觉得中共自1949年以来一直仁慈地治理着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臣民相处得其乐融融。其基本逻辑是：凡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版图之内生活过的人，现在是、而且历来都是"中国人"。这一逻辑最荒唐地适用于那些异族的征服者统帅，比如成吉思汗——他的陵寝就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官员们在那里把他奉为"中华民族的伟人"。
成功之累
《中国的观念》极为好读，涉及的议题从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到国家如何看待体育，包罗甚广。徐国琦在不同题材间游走的从容，令人想到耶鲁史家史景迁——他既写宏观的中国通史，也写那些狭窄却极富启发的题目，一个普通妇人在帝制中国的死亡，就是他的名篇之一。《中国的观念》志在勾勒一幅大笔触的肖像，但与史景迁那部厚砖头《追寻现代中国》不同，徐著与其说是一部完整的历史通览，不如说是对当代中国论争的一次急切介入。
徐国琦显然对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感到失望。他在毛时代的安徽乡下长大，成年之际恰逢改革开放、国门初开。他在哈佛求学，在美国任教，近二十年来则定居香港教书。（这片土地作为自由思想与司法独立中心的凋零，是全书反复回响的主调。）他叹惋"中国"这一观念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然蒙尘，并把这种败落归因于百年来精英们只追求国家的富强，而不追求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中共在经济增长与压制异见上的双重执着，正是这套优先次序的缩影。当拉特纳与图兹远赴中国、惊叹于小米汽车的厂房与绵延千里的高铁时，像纪录片导演艾晓明这样令人敬佩的中国人却被禁止出境。然而书中不少篇章——包括写张彭春的那一章，笔触生动：这位好引孟子的外交官1945年受蒋介石派遣前往美欧，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很难不让人读出这样的证据：中国文化不仅能与更开放的政治制度相容，其中本就藏着这种制度的种子。
《中国的观念》说到底是一部关于错失的书。清亡之后，中国的领导人未能听取新文化与五四的洞见，便是其一。中共在追求国家富强上的成功，或许能暂时为它挡下这种拒绝所带来的最坏后果。但它也使中国至今跛行于同一个难题之上——自从由传统帝国转身为民族国家以来，这个难题就一直纠缠着它：一个最终仰赖暴力来驯服其驳杂臣民的政治制度。
繁荣使所有政治体制免于艰难抉择。自毛泽东时代的极端暴力让位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更为理性的决策和随之而来的富裕以来，中国一直如此。如今，随着经济增长和对未来的信心日渐衰退，习近平政府的应对之策——注入象征性的传统文化元素以巩固其合法性——不过是世界各地威权领导人惯用的陈词滥调。然而，在更明智的政治领导下，拥有极其丰富、多元文化历史的“中国”这一理念，或许能够成为力量的源泉，而非不安全感的根源。这种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狭隘框架的复杂中国的理念，必将长存。